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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影响与启示

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影响与启示 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捩中,面对国家危局与民族危亡,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与知识分子应时而变,趋新改革,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科学,民主的全面西化,所有的革新思想都建立在改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与之针锋相对的是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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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影响与启示 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捩中,面对国家危局与民族危亡,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与知识分子应时而变,趋新改革,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科学,民主的全面西化,所有的革新思想都建立在改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与之针锋相对的是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论者,他们认为:传统文化资源足已应对时局,传统文化并不阻碍中国的近代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反而对西方文明有一定的补救、修正作用。职是之故,文化救国、卫国逐渐演变成为文化民族主义并与改革派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并驾齐驱,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论争中的主流之一。限于晚清民初时代课题的要求,文化保守论在抵御外敌入侵和强国富民中逐渐失去效用,成为改革与改良时代主流中的配角,几乎奄奄一息。但是文化民族主义在西学东渐和中学更新的历史背景下蔚然兴起,成为以中西文化融合为特色的现代民族新文化的源头。这种民族文化主义在应对列强入侵的国难时代显现出了巨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强化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在西学盛行的社会潮流中,文化民族主义者在“整理国故”与“保存国粹”等方面,扮演了“卫道者”的角色,他们在时代变局中,对传统文化的新解释与新思考,为我们今天在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如何发挥传统文化在凝聚民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上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一、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轨迹
  (一)故纸堆中的“灵丹妙药”
  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文化民族主义更是沦肌浃髓。中国人对本身文化的优越感造成了一种历史惯性的错觉,以至于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之后,强烈的反差带来了两种思想极端,一种主张以华夏文明对抗西方文明,一种主张学习西方文明拯救国家。在经历了短暂的惶恐不安后,冷静下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提出中西折中的调和文化论。这些思想都是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滥觞与痕迹。
  鸦片战争的炮火动摇了中国“泱泱天朝”的独尊地位,一部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虚梦中清醒过来。应对时局的危机,改革的方法有三种:一是以不变应万变;二是从本身文化资源中寻找应变的方法;三是学习西方以应变。文化民族主义者并不是冥顽不化的“不变者”,他们面对国难,重新搜索传统儒家文化在治国,平天下上的有效理论,从中国本身的文化系统中寻找救亡图存的方法。以龚自珍与魏源为代表的先见之明者,从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人的经世致用的“入世”哲学中找到了“药方”,他们重拾顾炎武提倡的文化的致用性和民族性,倡导经世之学,意图接续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对内改革弊政,对外师夷制夷。这样,在龚,魏复兴“经世致用”先声引吭下,开启了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先河。紧随他们步伐的是一些洋务论者和封疆名臣对理学的实践和复兴,国难当头,使得那些关心国事的理学家走出书院,放下文章,将“义理”与“经济”结合起来,提出“以经世之学济义理之穷”,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在传统民族文化的资源中,提取出了治国安邦、平内乱、制外敌的方法。他们强调的中体西用是一种灵活的思维手段,极力证明传统文化在应对危局中的重要性。但甲午战后,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之大方醒,传统文化维护国家安定的效用受到普遍质疑,改革成为举国呼声。康有为仿照前辈实行文化救国的方法,另辟蹊径,顺应时势,将今文经学中的“三统”“三世”说类比对照于时局当中,呐喊“保国,保种,保教”,为改革变法寻得一件符合经典传统的文化外衣。除此之外,康有为还将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塑造成中国历史上“托古改制”的先驱和导师,不仅在传统文化的“故纸堆”中找到了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传统文化的至圣先师还成为维新变法的开路人。“以复古求解放“,是中西文化碰撞之后,中国传统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实力不足的客观现实,不甘心民族文化的优越性被否定,被超过,所以他们从传统文化价值入手,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种时代的新解释以求来解决时代给出的课题。文化民族主义的“救世”之心始终是其内核与原则。
  (二)再造文明的尝试
  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长出救国救民的大树——这是文化复古论者的思路。但国难的步步深重,使得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被逐渐否定,另一种民族文化思想对应兴起——对民族文化的重塑与改造。再造中国文明尝试从严复开始,严复通晓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精通西方政治学知识,在危亡的国势下,他提倡西方科学学术中的“黜伪崇真”,政治文明中的“屈私为公”,从这两点入手去倡导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和自然科学,大力鼓吹西方的民主精神,并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人类种族的竞争联系起来,吸收赫胥黎的“与天争胜”的自强思想,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念。严复开辟了从内容到形式,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明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一种新思路,但“救世”的内核与追求并没有改变。严复代表的这种西化的民族文化,与传统士大夫的文化守卫思想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在思想史的长河中表现为中西文化谁是体谁是用的论争,进而还有保种保教的论争余音。随着历史事实的发展,文化上守卫主义与排外主义成为一种窠臼落后之词,但围绕着民族文化的论争,也逐渐生成为保存与改造两股潮流。保存论者继续在“中体西用”的基调上顽强抗争,但改造者却从各个方面入手,诸如中国的历史学、地理学、人种学和语言学等,大谈中国文化改造的必要。梁启超首先喊出“史学革命”的口号,抛弃枯燥乏味的旧史学,倡导资治通鉴的新史学。章太炎将史学革新事业与民族命运联系起来,认为史学兴则国家兴,史学兴则民族精神方可弘扬。在地理学方面,文化民族主义的“改造”派分析了自然地理与中国历史上政治军事经济的重心分布之间的联系,认为越靠近海洋和河流越先进,可以成为风气之先的地方。将中国与西方的落差,归结为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差异。此外,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探讨了自然地理对中华民族性格塑造的关系,自然地理对中国内部文化相异的影响。在各种西学联袂来华之际,西方的文化人类学也随之传入,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下,为寻求民族的平等,认为帕米尔—昆仑山或巴比伦是人类及其文明的摇篮,以此证明中国人种与西方人种同属一源,没有贵贱之分。在语言文字方面,当年的一些知识分子确信语言文字与国家民族的兴亡休戚关联,他们大力推行白话文运动,试行拼音文字运动,中国的知识界甚至发出了学习“万国新语”的世界语的激进主张。本文由毕业论文网http://www.lw54.com收集整理不过,以彻底洗心革面来再造中华文明的尝试毕竟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传统儒家文化形成的文明底色,断难被几浪西学而来的潮水冲刷干净。但是文化保守主义与改革主义在挽救时局的时代背景下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论争为现代新民族文化的形成积累了资源。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Nation/20160808/62685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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