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上层与国家认同的建构——以20世纪50年代凉山彝族“观光

李飞龙,江苏东海人,(西安 710119)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贵阳 550025)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史研究所教授。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6M592738);陕西省博士后科研项目(2016BSHEDZZ65) 疏通民族关系,打破民族隔阂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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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龙,江苏东海人,(西安 710119)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贵阳 550025)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史研究所教授。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6M592738);陕西省博士后科研项目(2016BSHEDZZ65) 疏通民族关系,打破民族隔阂始终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任务。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政权刚刚建立,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增强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就显得更加关键。由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反抗民族压迫和外国势力入侵的斗争中,成为本民族的公众领袖,在少数民族中有很深的影响,因此在疏通民族关系中成为新生国家政权争取、团结的重要对象。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早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就要求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4页。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民族工作的全面展开,对此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晰,中共中央西南局认为“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对少数民族的群众有着传统的影响,而且总被认为是自己人。我们和少数民族群众原来没有密切的联系,而且总被认为是外人”《必须树立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长期合作的观点》,《西南工作》1952年第136期。 ,因而必须首先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取得联系,并取得他们的信任。 如何去联络和动员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如何去获取包括传统社会政治制度中的当权者、担任过党政军重要职务的官员、知名的宗教人士,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高级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增强少数民族上层对执政党和国家的认同感,毫无疑问是新生人民政权所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此,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就开始有计划地分批组织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到内地参观。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到1964年,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的少数民族参观团、观礼团和代表团就有268次,约一万多人次。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页。 仅在1950年国庆观礼中,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邀请来北京的民族代表就有159人、文工团222人。李维汉:《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1950年11月24日在政务院第60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97页。 代表包括少数民族各级军政人员、工人、农人、牧人、猎人、劳动模范、革命军人家属、革命烈士家属、教师、学生、文艺工作者、活佛、阿訇、堪布、喇嘛、土司、头人等。此外,边疆各地还组织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到上海、武汉、广州、成都、重庆,以及各级别的城市参观。 如此频繁的参观与访问,表明这种交流制度是建国初期疏通民族关系,打破民族隔阂的重要举措。事实上,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到内地参观既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又可透视出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地区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思路。不过,目前的相关研究并未给予特别的重视。即便近年研究成果日渐增多并渐趋细致,可大多也是对宏观政策制定和微观政策执行的叙述,很少见得底层政策实践的动态过程。目前对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到内地参观还未见有专门的研究。不过,对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讨论成果较为丰硕,如[加]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朱伦:《民族共治论——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事实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李飞龙:《婚姻习俗与国家在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婚姻纠纷调解机制研究》,《思想战线》2016年第4期。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凉山彝族上层的“观礼团”作为考察中心,试图对20世纪50年代民族上层到内地参观这一事件作初步分析,进而管窥国家对民族地区治理的理念与思路。 少数民族上层与国家认同的建构 《现代哲学》2017年第4期 一、民族上层政治态度的倾向性 由于汉民族和少数民族历史上的矛盾和隔阂,新中国建立伊始,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受到极大限制,尤其是西南地区,甚至出现了“汉到夷走”的情况。王文光、龙晓燕、陈斌:《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曾任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处书记的伍精华就这样描述过解放前后凉山彝汉之间的关系。 历代反动统治者搞大汉族主义,宣扬“夷性犬羊”、“夷人畏威不怀德”,经常对彝区采取征伐、剿灭的政策,残杀彝族人,掠夺彝族人财产并不断挑拨彝族内部打冤家冤家械斗是彝语“吉泥吉舍”的直译,“吉泥”意为“敌对”,旧译“冤家”;“吉舍”意为“械斗”,今仍从习惯,合称为冤家械斗。 ,搞所谓的“玩夷吃夷”的勾当;而彝族奴隶主不分好坏,盲目报复,经常对汉族地区进行掠夺,抢走汉族的财产,掳走汉人来充作奴隶。彝汉统治者之间长期的战争,使相互间的仇恨根深蒂固,广大彝汉人民深受蒙蔽,也深受其害,导致两个民族之间整体性的紧张关系。彝族有句谚语:“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而汉区流传着这样的口头禅:“见蛮不杀三分罪”、“蛮子当不得官,猪毛赶不上毡”。伍精华:《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这种隔阂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部分少数民族对以汉族为主体新生政权的冷漠,甚至是敌视,尤其是对于代表民族地区政治权威的少数民族上层来说,表现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冲突。这种矛盾和隔阂不仅造成民族之间关系缓和的障碍,更影响到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从而给新生政权带来巨大的考验。 关于建国初期的民族矛盾和民族隔阂,新生的中央政权也有十分清晰的认识。1950年4月2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三十次政务会议上,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乌兰夫谈到当时的民族工作时指出“今天的问题是如何尽量减除民族间残存的隔阂和矛盾,加强和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及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并尽可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各少数民族逐步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并向中央建议“组织少数民族代表人物来京参观,以便进行教育”。乌兰夫:《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当前民族工作问题报告大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第2册,1954年,第379—381页。 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也强调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只要不出乱子,能够开始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得好,就是成绩。”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 中共领导人的重视不仅说明中国共产党消除民族隔阂的决心,更表明了民族之间矛盾与隔阂的严重性。 中共对民族上层的统战工作不仅是思想上的重视,更体现在实践层面。早在解放军进入凉山地区之前,就被要求尊重少数民族,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初步改变了彝族群众一见解放军就跑,甚至阻扰、围攻、偷袭部队的现象。在随后的民主建政中,吸收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到新政权中工作成为民族地区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在1950年成立的西昌协商委员会就主要以彝族上层为主。彝族聚居地区的县及县以下的人民政权建设,仿效抗战时解放区的“三三制”办法,其人员构成大体是上层人士、民族干部、汉族干部各占其一。伍精华:《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76页。 通过几年的统战工作,民族地区上层人士对新政权和国家的认同有了很大的提升,如雷波县宜西乡黑彝和白彝上层在1950年就开始向新政权靠拢,1952年底被委派工作,1953年10月被派遣回到宜西乡工作,并且依靠民族上层开展普通民众的动员。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调查组编:《凉山彝族自治州番波、马边、峨边等县彝族社会调查资料汇编》,1963年,第2页。 不过,即便如此,仍不能说少数民族上层对国家认同已经完成,摇摆不定和敌视新政权的少数民族上层仍然大量存在。从凉山地区彝族上层的基本情况看,他们对新生政权的政治态度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在政治态度上较为倾向新政权的民族上层。新政权的建立以及其强大的影响和宣传,势必会影响一部分民族上层的政治态度,其中情况又各有不同。例如,耍一木铁属于与旧政权交恶而倾向于新政权的类别。他作为马边县乌抛家族的代表人物之一,有白彝、娃子娃子是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的奴隶。 近400户,枪400多支,因自身具有“骨头硬,为人忠厚,善为家支间排难解纷”的优点,加之亲戚家支势力强盛,能号召彝民千余户、枪千余支,在大凉山三河以达、牛牛坝、恩扎瓦西及马边挖黑地区享有很高威望,为凉山多数家支头人所尊仰,其代表性仅次于阿支日根(马边五大头人之首),为马边乌抛家五大头人之一。民国时期,国民党向其叔父勒索白银2800两,故交恶。1952年中央访问团到马边期间,耍一木铁开始与访问团接触,后多次参加新政权组织的县、区头人会议,明确表态愿在政府做事,并欢迎政府派干部去凉山开展工作。中共四川省乐山分工委办公室:《耍一木铁情况介绍》(1954年1月31日),川档建川48-77。 而乌抛木溜则是属于在彝家失势群体的代表。他是抛阿土司家黑彝,此人脑筋迟钝、短于词令、无活动能力,喜熏酒、吸大烟,家底很穷,依靠少数土地和娃子维持生活,在彝区威望很小,为许多头人、白彝所轻视。早在1952年马边县建乡时,就与新政权接头,并被选为乡长。但因新政权未能解决其要求的土地问题,长期不到职工作,新政权在考察其无实际威望之后,又改选别人。中共四川省乐山分工委办公室:《乌抛木溜情况介绍》(1954年1月31日),川档建川48-77。 乌抛木溜的行为,可以用投机心理来加以解释,试图借助新政权来实现重塑威望和重新崛起,目的没有达到之后即对新政权不再热情。 第二类是在政治态度上摇摆不定、惧怕社会改革的民族上层。因为中国共产党“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和对有产者的革命实践,使得占有大量土地和财产的少数民族上层惧怕社会改革,政治持观望态度。峨族格日就是典型代表。峨族格日是马边乌抛家白瓦峨干支黑彝,有白彝近百户,能号召彝民百余户,枪百余支。为人正派善于说事,因得乌抛家五大头人之一花打木机的信任,威望很高,为乌边马抛家第二等主要头人。1951年12月乌边县成立联合政府时,他就与新政权接触,被选为县府委员。但因家财比较富裕,以及受花打木机的影响(花打木机对政府有很深的怀疑心理),对新政权思想顾虑颇大。虽然有所接触,但少和新政权联系,此后多半时间是在料理家务及办理家支内部事情。中共四川省乐山分工委办公室:《峨族格日情况介绍》(1954年1月31日),川档建川48-77。 乌抛拉龙是乌抛家一等头人,性情直爽,沉默寡言,为人忠厚,肯与人交往,喜爱应酬,在乌抛家阿支日根、古哈日铁等多数大头人和彝民中印象很好,具有很高的威望。清朝末年清军进剿凉山时,清军曾杀其叔父,造成了其对彝族以外民族的不信任,民族隔阂较深。后经新政府多次努力沟通,乌抛拉龙随乌抛日铁、阿支日根出来与政府接头,态度有所转变。但由于他土地较多,有白彝约百户,土地近千亩,家底富裕,因而惧怕“分地、分牛羊、分银子”的社会改革。中共四川省乐山分工委办公室:《乌抛拉龙情况介绍》(1954年1月31日),川档建川48-77。 甘达宜是峨边甘家有威望的黑彝,住大凉山挖里挖。在家族关系上,与西康阿侯家、树干家,雷波金区家等大家支是亲戚关系。本人性情和善,会说善谈,家庭富裕,不仅有白彝150户,还兼管其幼弟白彝100余户。因打冤家屡次获胜而闻名,常为人排解纠纷,济贫困,处事公正,威望极高,彝民都称他“心肝很好”,为大凉山挖里挖第一领袖人物。与新政权接触以后,表示愿意靠拢政府,但害怕人民政府的社会改革。中共四川省乐山分工委办公室:《甘达宜情况介绍》(1954年1月31日),川档建川48-77。 第三类是对新政权抱有较强敌视的民族上层。这种类型的少数民族上层或长期以来对汉人抱有极深的敌视,或与国民党政权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或曾经与解放军发生过严重的冲突,因而对新政权无法认同。花打木机和乌抛族铁父子即属于此类。花打木机能说善谈,拥有土地60块(约1500亩)、黑彝104户、白彝3568户、步枪约700支,与西康阿候家、凉山水普家、峨边甘家等凉山地区上层都是亲戚,威望很高,号召力广。花打木机对汉人仇视最深,素来就极不愿与汉人往来,甚至认为和汉人说话都是低人一等,而且如果靠拢政府,深恐其他家支说他投降汉人而削了自己的面子。1952年春,家支内部开会商议与新政府的对策时,曾一度积极主张反对人民政府。同年冬天,新政权工作队准备深入挖黑地区工作,花打木机推病不见面,并拒绝工作队进入。乌抛族铁是马边县乌抛白瓦峨干家黑彝花打木机的次子,凭借其父威望亦名声很大,其政治态度及思想动态与其父基本一致。中共四川省乐山分工委办公室:《乌抛族铁情况介绍》(1954年1月31日),川档建川48-77。 乌抛日铁也是如此,他是马边县乌抛家五大头人之一,虽性情粗暴直爽,但肯济人之难,素来被称为打冤家的能手,家庭世代富裕,本人即有白姓170户1200余人、枪300余支。在家族内部得到父辈的认同和赏识,加之家支外部与西康阿侯家(妻戚)及凉山恩扎家(母戚)等大家支是亲谊关系,因而名气很大。1929年其父普果古哈曾带领彝民人枪千余,烧杀三河口及雪口山等汉人居住乡镇。解放后惧怕人民政府算老账(他认为人民政府是汉人政府),疑惮甚大,不肯外出。后被国民党匪特周开富操纵,对新政权的态度由犹疑转变为对立。1952年春曾与西康阿侯家及峨边甘家打鸡盟誓,组织攻守同盟。1953年2月新政权工作队准备深入挖黑工作遭其拒绝,同月又密谋欲攻打三河口工作队。中共四川省乐山分工委办公室:《乌抛日铁情况介绍》(1954年1月31日),川档建川48-77。 对新政权最为敌视的是甘木干维谷(即黑彝木干),汉名郝孝忠。此人聪明果断,原仅有白彝25户,威望不高,因国民党杀死其祖父及叔父,激起其对国民党的反抗,而颇得众望,在峨边小凉山彝族中威望甚高,被称“硬都都”。建国初期其本人及兼管家支白姓约300余户,并能号召阿侯、阿支、乌拋等家支彝民500余户、枪500支,为峨边甘家第一等人物。曾于1950、1951年两度与解放军发生军事冲突,后潜入凉山挖里挖,怀疑和恐惧心理十分严重,继而与峨边甘家克斯木切及马边乌拋家乌拋日铁等有威望的黑彝上层喝血酒盟誓,组织攻守同盟。不过,1953年1月和5月,克斯木切及乌拋日铁先后与新政权接头见面,攻守同盟破裂,黑彝木干陷于孤立,其思想也开始动摇,通过克斯木干(专区民委副主任)等人的争取,并经克斯木干等14人作了担保(担保不杀),才于5月19日同其叔甘达宜到马边县与新政权接头。中共四川省乐山分工委办公室:《甘木干维谷情况介绍》(1954年1月31日),川档建川48-77。 从凉山地区彝族上层对新政权的政治态度分析看,摇摆不定和敌视的类型占有很大比例。他们对新政权缺乏足够的认同,急需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和方式增强其国家认同感。 二、民族上层的观光与国家认同 组织边疆少数民族各方面人士到内地参观,是增进少数民族和汉族间互相了解,密切边疆民族地区和中央人民政府间联系的重要方式,也是国家采取的增加少数民族上层认同度的重要方式。这些来自各民族的代表,有各级军政人员、农民、牧民、猎人、工人、革命军人和革命家属,有教师、学生、文艺工作者,有活佛、王公、阿訇、堪布、喇嘛、土司、头人等。西南民族地区也是如此,他们派出了各种参观团、学习团、观礼团到北京、上海、南京、重庆、成都等地参观学习,开阔眼界。凉山地区仅1950年就先后组织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积极分子2780多人次,或到北京参加国庆和“五一”节观礼,或去省内外的大中城市参观学习。1951年3月,西昌地区以雷波县土司杨代蒂、大头人乌抛大曲为首,组成了152人的川南民族观光团,赴乐山、泸州、重庆等地参观。1951年8月,瓦扎木基、王海民赴北京参观,参加了毛泽东在中南海举行的宴会。1952年4月19日,彝族知名上层人士果基木古、阿侯鲁木子和木里、盐源的藏族、傈僳族代表,在北京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伍精华:《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第79页。 截止1952年末,凉山地区先后组织了以民族上层爱国人士为主的民族参观团近3000人次到北京和祖国各地的工厂、矿山、学校、医院、部队参观访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西南少数民族文史资料丛书·团结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8页。 乐山地区马边、峨边彝族参观团就是众多参观队伍中的其中一支,共有马边、峨边彝族代表12人,其中黑彝9人、白彝3人,此外还有陪同而来的峨边县副县长甘典诺记及工作人员6人、随员5人,共24人。这些代表主要由马边、峨边两县大家支(乌抛、甘家)的代表性黑彝上层组成,具体包括乌抛日铁(专属民委副主任)、耍一木铁(专区民委委员)、峨族铁日(马边县府委员)、黑彝木干、甘达宜(两人系峨边一等头人)等。虽经长期争取,同意出来参观,但仍顾虑较深,产生了所谓“五怕”(怕旧制度改革、怕黑白彝平等、怕收枪、怕进军、怕彝汉通婚)。省府民委:《乐山专区马边峨边彝族代表在蓉参观情况综合报告》(1954年2月11日),川档建川48-77。 乐山专区马边、峨边彝族参观团于1954年2月6日到达成都;7日乘车游览市容和公园,参观望江楼高塔和人民公园;8日参观百花潭动物园、南郊公园和裕华纺织厂;9日下午政府领导设宴招待了参观团;11日上午到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下午座谈,由成都市建设局局长介绍城市建设情况,晚上谈心得体会并作赴重庆的动员工作。在观光过程中,强烈的感官刺激和接待人员的细微照顾,使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新政权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 首先,观光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明清以来,少数民族上层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政权缺乏交流,甚至极少走出其所控制的区域。此外,在参观高地灌溉时,峨族铁日说:“我有生以来,只晓得树子才能朝天上长,做梦也不能梦见水能爬山,今天却真看见了。”后又称赞:“这真是毛主席领导的好,汉族又团结,又能干,才办的到。”在参观纺织、麦粉等工厂时,也同样不断称赞。乌抛日铁则希望政府能支持他们办麦粉厂,特别是看见农业实验所喂的荷兰大牛时,“表现出恋恋不舍,希望能给他们一只”省府民委:《乐山专区马边峨边彝族代表在蓉参观情况综合报告》(1954年2月11日),川档建川48-77。 。在参观工业馆、农业馆、血清厂、纺织厂后,民族上层人士普遍感到汉族不论在工农业生产还是医药文化上都远远领先于少数民族。彝族上层说:“汉胞啥子也整得来,最稀奇的连水也会爬坡坡”,“有了机器,泥巴石头都变成了宝贝”,“牲口生了病也可以打针用药医”。民委办公室:《乐山彝族代表来蓉参观简报》(1954年4月6日),川档建川48-77。 参观裕华纱厂后,耍一木铁反映:“过去我们穿了衣服还不知道怎样做成的。今天才知道是汉族老大哥用机器制成的,这要不是毛主席的领导和汉族老大哥的能干,我们恐怕看也看不上,还谈得上穿吗?”峨边甘达宜和马边峨族格日看了动物园后也称赞道:“汉族真是能干,连吃人的野兽也管的住。”民委招待科:《乐山专区马边峨边彝族代表参观情况反映》(1954年2月8日),川档建川48-77。 通过对大城市建设的观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表示“要想过好日子,只有向汉族老大哥学习,依靠人民政府”。欧基迪曲还说:“我们彝族工业是谈不上的,只是有个巴铁匠,农业也很落后,生产方式不如汉胞,我们是离不开汉族的。”民委办公室:《乐山彝族代表来蓉参观简报》(1954年4月6日),川档建川48-77。 。 其次,参观促使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自觉地参与到国家建设之中。在参观过程中,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看到汉族地区建设的成绩,也希望政府和汉族能够帮助他们进行建设。耍一木铁希望修马边到挖黑的公路,并强调“如果政府因为我们民族间和民族内部不团结,而不修路的话,我负责回去动员百姓听政府的号召,并解决与阿侯家的冤家问题,总之一定希望修路”;乌抛日铁更表示“希望汉族协助我们修,派一个彝族和一个汉族来管理,这样可以使彝胞有地方玩,省的他们闲着无事容易想方设法做坏事”。民委招待科:《乐山专区马边峨边彝族代表参观情况反映》(1954年2月8日),川档建川48-77。 不仅如此,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还表达了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意愿。马边县乌抛族铁表示回去要动员父亲基打木机出来工作,并到北京参观。省府民委:《乐山专区马边峨边彝族代表在蓉参观情况综合报告》(1954年2月11日),川档建川48-77。 有些少数民族上层开始对以往的行为进行反思,曾有很大顾虑的彝族上层阿子日根说:“解放后不了解政府的政策,因而不敢出来,自从到马边、乐山以后,各级首长一再给我们讲,尤其是来到成都又看了很多东西,思想上明确了,过去不相信政府是不对的”,并表示“希望政府多指示我们,使工作搞的更好”。民委办公室:《乐山彝族代表来蓉参观简报》(1954年4月6日),川档建川48-77。 。 再次,细致的身体照顾和心理关怀,使得少数民族上层从个人情感上对新政权有了更强的认同。新加坡学者崔贵强认为“国家认同即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情感上的融合,两者浑然一体”[新加坡]崔贵强:《新加坡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教育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第285页。 。少数民族观光团在参观过程中,新政权较好地做到了少数民族上层的身体照顾和心理关怀,使得民族上层人士的个体和新政权的整体在情感上发生融合。在参观期间,一部分少数民族上层身体不适,引发了一些疾病。在疾病发生之时,接待者立即安排医生对其进行细致的治疗和热情的服务,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彝族有病送菩萨、打牲口的迷信思想。補既摩格说:“我们彝族过去有了病就打牲口,一打十几条牛也治不好病,而我们来到外面有许多人得了病,吃药、打针就医好了。”不少代表说:“过去有病只知打牲口,认识到有病吃药才对头。”民委办公室:《乐山彝族代表来蓉参观简报》(1954年4月6日),川档建川48-77。 耍一木铁的牙疼情况比较特殊,最初他医治牙齿的要求很迫切,但因观光日程安排的限制未能及时解决,导致耍一木铁有所怀疑和不满,后恰逢去参观医院,在观光当日牙科医生就帮其把牙镶好。四川省民委会:《乐山专区马边峨边彝族代表参观情况反映》(1954年2月12日),川档建川48-77 此外,心理疏导和情感关怀也十分重要。对新政权最为敌视的黑彝木干就是在心理的疏导和关怀下态度有所转变。最初因曾经袭击过解放军,黑彝木干的敌视和惧怕心理严重,即便后来跟随观光团出来参观也是抱着对新政权试探的目的,他认为“彝人一没文化,二语言不通,三没组织,共产党和我们团结,我们又有啥子好处呢?”省府民委:《12日赴渝前座谈记录》(1954年2月11日),川档建川48-77。 惧怕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在细节上就是对稍有不同于别人的待遇就反映很大,心理波动严重。在乐山时,因乐山专员没有先见他,他就认为是自己之前犯错误的原因。看到马边代表带烟比他多,就怀疑是因为有罪。他私底下跟甘达宜表示自己会因为袭击过解放军而遭到报复。《凉山彝族代表听了任部长谈话和游览市容参观人民公园望山公园后的情况汇报》(1954年2月7日),川档建川48-77。 这种心理很快为访问团的组织者所了解。参观团刚到成都时,接待者察觉到黑彝木干精神萎靡不振,立即进行了解,后知除晕车外,主要是因为在来的路上,有一黑彝在车上小便,曾滴了尿在他身上,使其心里很不舒服。随行医生对其进行检查后,发现其体温脉搏均正常,因而判断是心理问题。经过了几次思想工作,并在到成都之前进行座谈,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黑彝木干的心结。民委招待科:《乐山专区马边峨边彝族代表参观情况反映》(1954年2月8日),川档建川48-77。 他表示“政府永远和我们团结是真的,今后回去,一定尽我们所记着的向彝民们宣传,政府待我们比亲父母还好,不过我们彝胞又没文化,也没有什么工人,不可能很好的协助政府,只有多听政府的话,有什么工作,尽力去做办,不懂得多问首长,来报答政府”省府民委:《12日赴渝前座谈记录》(1954年2月11日),川档建川48-77。 。 最后,座谈、接见和交流可以使新政权更多地了解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由于观光期间接待陪同者与少数民族上层较长时间生活在一起,这种日常的沟通了解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增进了两个群体的情感和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上层也就比较容易将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他们主要关注建政、生产、干部等问题。从平武藏族自治区及北川县的少数民族上层反映看,部分民族上层人士已经被动员起来,他们希望改变原有的土司番官制度,建立乡政权,因为直到1954年10月,平武藏族自治区就只建立了一个乡,其余5个部落还是解放后恢复的土司番官制度。为此,有的观光团代表就反映“这次未观礼时,有很多群众对我说,土司番官制度希望上级政府给一个具体处理,才能搞好生产”。《平武藏族自治区及北川县国庆欢礼代表情况反映》(1954年10月),川档建川48-76。 再者,代表的意见也反映出新政权所倡导和推行的变革制度在民族地区受到了一些阻力。比如换工组,由于藏区副业发达,藏民不愿成立换工组,即便成立也多垮台,甚至出现了平武全区互助组全部垮台的现象。有些藏民在租佃关系上也有矛盾,由于解放后租额年年下降,由90%下降为10%左右,且藏区佃户多系汉人,因而造成藏族地主的不满,他们声称“土地自古是我们藏胞的,解放后年年下降,以后怕没有了,今年让你们种一年,明年我们要收回自己种”同上。 。最后,干部问题亦十分突出。由于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存在和历史文化的差异,导致藏族干部和汉族干部矛盾很大,仅1954年平武藏族干部因矛盾而回家生产的就有十多人,观礼的代表反映“汉族干部会说,我们不会说”,“所以做错了都怪民族干部,做对了都是汉族干部的,区长光给我们分配工作,不说如何搞,这样倒不如回家搞生产好”同上。 。通过观光团的座谈、交流和沟通,中国共产党能够了解到以往少数民族上层不想说,或不敢说的情况,有助于新政权加深对民族地区的了解,以便对症下药。 三、认同由上层到民众的扩展和转向 能到大城市参观的人数毕竟有限,要想把祖国的伟大、建设的成绩和执政党的理念传达给更多的少数民族上层和普通民众,就需要在观光之后,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和教育,从而将国家的意志传达给每一个少数民族群众。大众参与是增进民族国家认同的有效途径,能够使民众在减少对地方权威信赖和归属感的同时,转而认同国家并依赖国家的保护,从而在提升国家权威的同时也相应地获得公民认同。贺东航、谢伟民:《中国国家认同的历程与制约因素》,《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4期。 为此,观光活动之后代表一般都要作细致的总结和长时间的宣传。西康省少数民族参观团越嶲县(1959年更名为越西县)代表加拉神都、阿弥曲批、阿合巫和3人于1953年12月外出参观,1954年1月下旬返回。1月26日,代表加拉神都将参观的经过向越嶲县党政负责人进行汇报,并一起研究如何在越嶲县境内向民众传达,县委专门派马童玉协助宣传。民委党组:《1953年四川、西康省各兄弟民族国庆节观礼代表团参观总结报告》,(1953年11月13日),川档建川48-4。 实际上,观光后向民众宣传已是一种常态,并发展为西南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甚至是普通民众广泛参与的群众运动。 越嶲县的宣传和教育自1954年1月29日起开始进行,到2月21日结束,历时24天。首先在预先通知集中的头人和群众中作了四次宣传报告,分别是二区瓦岩、顺河2个自治乡的群众集中在天家屯(二区区公所)作了一次传达;二区打土自治乡的头人和群众在廖雨平作了一次传达;三区侠达堡自治乡的群众在海棠(三区区公所)作了一次传达;伦定自治区包括宜地、新補、腴田、黑马4个自治乡,恰逢自治区正召开区乡干部会议,即在会上作了一次传达,会后再由他们向群众传达。这四次传达以后,3名观光代表又在越嶲县境内逐地宣传,尤其是在辖区内的二个自治区及各自治乡群众会上作传达报告,听众(黑白彝一起)共达687人(其中妇女49人)。同上。 这样几乎将全县的民众全部囊括在宣传范围之内。 宣传和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宣传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关心和照顾。观光代表用大量的事例说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地区的关心和照顾。比如组织观光本身,中国共产党将其制度化、日常化,并且费用全免,仅这次西康省少数民族参观团就花费4亿元(旧币)。代表还可以免费去医院治病,阿弥曲批患肺病多年,“在家中做和尚化了牛羊都是好不了,请一个沙马阿模和尚击了5个银子,他还嫌少不肯去”,后在观光过程中由医院治愈。弥木冷固的夫人,眼睛得病,政府把她送到成都的医院进行医治,完全免费,直到治愈,政府总计费用2000万元(旧币)。加拉神都还向代表们讲述了他们受到热情接待的情景:“从家起身走到一地,一地欢迎,我们在家到越嶲县城时,县上的首长办起好酒好菜来款待我们,送我们一家一张毛巾,我们由越嶲起身时,越嶲各首长、各机关的同志组织腰鼓队欢送我们直到南门城外,到西昌、雅安、成都、重庆等地政府都是一样的款待我们,请我们吃丰盛的酒席,并且首长们一人陪一样,陪我们吃饭,给我们敬酒敬菜。”民委党组:《1953年四川、西康省各兄弟民族国庆节观礼代表团参观总结报告》,(1953年11月13日),川档建川48-4。 讲完还不忘将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比较一番:“假如以前国民党的话,我们给了见面礼,还得不到一顿饭吃。”。 另一方面是宣传祖国建设的各项成就。从凉山到成都、重庆的见闻,较为发达的交通建设直接影响和吸引着受宣传和教育的少数民族听众。观光代表说:“从西昌坐汽车到雅安、成都,再从成都坐火车到重庆,十几天的路,我们一晚上就到重庆,在火车里面可以睡觉,可以吃饭,边走边吃,不觉就到了,真是安慰的很。”民委党组:《1953年四川、西康省各兄弟民族国庆节观礼代表团参观总结报告》,(1953年11月13日),川档建川48-4。 这种语言的渲染使得少数民族能深切感受到外面世界的新奇。实际上,仅从人口的规模看,1953年的成都已经拥有人口58.06万人,重庆市则高达124.89万人,而此时的乐山仅有6.44万人。四川全省的少数民族人口一共才有148.71万,大致等于重庆市的人口数量。整个彝族人口直到1964年才达到90万。刘洪康:《中国人口(四川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第205、318—319页。此时的越嶲县及少数民族上层居住的乡村人口则更少,这种差距的对比不言而喻。当宣传到工业建设和学校发展时,这种感觉的对比更大。 参观的101工厂(铜铁厂)有工人1万多人,比我们整个越嶲城内的人还多,一个钟头所吸的水,要供给五六十万人用(洗衣、煮饭、喂牲畜、烧水),如果像我们彝族妇女背水的话,那要十几万人背水才能供给全重庆的人用,一天我参观了西南行政委员会大礼堂,这座房子建造就花了200亿钱,修这个大礼堂的钱,我们越嶲县政府去年新修的那间房子,在越嶲说来是最好的房子花了一个亿,修这个大礼堂的钱,相当于我们要修政府那样的好房子要修200个,大礼堂的伟大建造完全是用钢架子和水泥做成的,要容纳万余人,这个大礼堂整个的房子,比我们越嶲城圈圈还大,里面又有大的红楼柱就有280多根,墙壁都是大理石镶成的,花花线线很好看。谈到这里听众们呆呆的望着,伸舌头叫唤(阿八),羡慕之情溢于言表。民委党组:《1953年四川、西康省各兄弟民族国庆节观礼代表团参观总结报告》,(1953年11月13日),川档建川48-4。 国家认同本身就是国民归属感及为国奉献的心理和行为,是国家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表现。当台下的听众做出“呆呆的望着,伸舌头叫唤”的表情时,一切都变得简单了,因为他们已经被国家建设的成就所吸引,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通过观光后的宣传和教育得到强化。当观光代表谈及拖拉机犁田时,“拖拉机不如像牛要生的有气(是说不像牛一样只要断了气就死了),又不喂他们草和粮食,并且犁的时候还比牛犁的深,人只需要在机器上,把机器一扭一扭的干起来了,如像在埂都母(意思是做耍样的)”,此时观光代表已经带着台下的听众一起憧憬他们“用上新式农具甚至拖拉机”的美好明天。同上。 此外,观光的少数民族上层还传达了参观过程中领导讲话的精神。在西昌、乐山、成都、重庆等地观光时,当地的领导都阐释了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代表们观光以后,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宣传教育和解决。比如在宣传不要打冤家时,观光代表就表示“彝族内部不要打冤家,有啥事情,应到政府来解决,打冤家只有害处,并无一点好处”,并且举例说:“你看日雷威哈自己发动打冤家,政府的刘县长、雒政委亲自去解决,不听政府的话,后来打来打去把自己打死了”。同上。 这种通过观光而将蕴含着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国家治理之策带回到民族地区,由观光代表传达给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和普通民众的方法,要远比由外来汉人进行宣传和教育有效的多。 随着建政推进、党组织发展、经济援助和救济、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措施,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不断延伸,民族地区的普通民众也逐渐被动员起来。这些措施,包括组织少数民族观光在内,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国家权力对民族地区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观光团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从1950年乌兰夫向中央建议“组织少数民族代表人物来京参观,以便进行教育”开始,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一直是观光团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不过,1954年到成都参观的人员构成就发生了转向。如仅从四川省的1260人看,大都是各民族的学员和积极分子,上层人士总计未超过150人。《四川省1954年少数民族参观工作总结》(1955年2月),川档建川48-75。 那么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以外的其他群体是什么人呢?主要是普通民众。四川省民委指出:“为了配合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在加强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和相应的开展文教、卫生工作,根据四川省委指示,1955年国庆节参观团,除继续组织了一部分新开发地区的中上层人物外,主要是各民族地区在各项工作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英雄模范和区乡干部。全国代表共285人,计藏族99人,彝族148人,苗族43人,回族14人,羌族15人,汉族16人,其中上中层占14%。”《1954年国庆节四川省少数民族参观团工作简结》(1954年10月),川档建川48-76。 由于参观人员的变化,其观光内容也随之改变。组织少数民族上层观光的主要目的是政治教育和政治认同,所以选择参观学校、工厂、市容、医院等;普通民众则不一样,他们参观的目的是学会技术,以便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强调的是“增强建设本地区的信心和丰富生产知识,使之回去后能对当前民族地区团结、生产工作起到一定推动作用。所以在参观内容上以学习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为主,同时了解祖国在工业、文化事业方面的建设成就”同上。 。到1960年,贵州省铜仁地区选派参观团的对象特征更加明显:赴北京观礼的选派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或第一社长为主体,可照顾省级劳模;赴外省的选派公社管理区第一书记、第一主任;到贵阳市的选派生产队长、支书。铜仁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铜仁地区志·民族志》,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490—491页。 在这其中,已经很难看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身影。从1950年组织参观以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为主,到1955年主体的改变,再到1960年很难看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身影,这种转向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少数民族上层对国家认同的实现,实际上也可以判断此时国家在民族工作中的主要对象已经是少数民族普通民众。 四、余论 在组织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外出观光中,新政权依靠情感上的联络和现代化建设的吸引,使得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认识(或是摇摆,或是敌视的态度)。不过,这种意识上的认识到底在个人的行为选择中起到多大的作用,可能需要去重新考量。民族政治关系的核心是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而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0页。 ,所以民族政治关系归根结底就是一种利益关系。因此只要涉及社会制度变革的根本利益,少数民族上层就会重新在这种意识和利益之间做出选择。 其实在观光过程中,少数民族上层已经表达了对社会制度变革的担心。在马边、峨边少数民族上层代表团赴渝前的座谈会上,峨族格日就说:“我们希望今后政府的政策不要变就好了,如果政策不变,我们永远也不变。”省府民委:《12日赴渝前座谈记录》(1954年2月11日),川档建川48-77。 即便是政治态度较为倾向新政权的民族上层也是如此,耍一木铁表示 “我们希望政府的政策不变,如土地改革、彝汉通婚、发动娃子不听指挥等问题”,“如果政策变了,对我们不好,那是不对的,我们希望首长给我们说明这些问题”。身为白彝的喀达也不同意改革社会制度,“峨边有些汉人讲,现在彝区不改革,等二天黑彝木干出来了,就要搞改革了。这话是真是假,我们不了解”。同上。 他们还会利用各种机会表达自己的疑问,黑彝木干和耍一木铁见住到招待所里的藏族上层人士买了一批东西后,就问“这些是你们自己的吗?听说你们钱多,牛羊多,是真的吗?”乌抛日铁在裕华纱厂时,因该厂系公司合营,曾问“私人还有这么多钱吗”“钱这样多又怎能花完”“给政府上多少税” 。民委招待科:《乐山专区马边峨边彝族代表参观情况反映》(1954年2月8日),川档建川48-77。 其实以上的疑问都说明少数民族上层对新生政权和社会制度改革的顾虑。 随着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推行,果然发生了反对民主改革的事件。1955年底,峨边县彝族出现了大规模叛乱,约有5股600余人,其中规模比较大有两支,并且这两支的领导人都参加了参观团,分别是黑彝木干和乌抛日铁,黑彝木干甚至还到过北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以黑彝木干为首的约300余人,以乌抛日铁为首的有140余人。政协峨边彝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峨边文史·黑彝木干专辑》第13辑,1993年,第229页。 叛乱中彝族奴隶主参与度很高,峨边全县彝区共有奴隶主1827人,其中参加叛乱的有397人,约占21.72%。同上,第234页。 为什么彝族上层人士对社会改革如此担心,甚至最终选择了叛乱?实际上还是根本利益的问题。曾在1950年代参与凉山彝族社会调查的李绍明这样解释后来四川藏彝地区的叛乱:“1956年改革试点之初四川藏彝地区就发生了叛乱,不仅是彝族地区,还包括康巴地区。在藏区是农奴主的叛乱,凉山是奴隶主的叛乱,反对改革。因为改革把他们的土地分了,把娃子解决了,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虽然改革的条件很宽松,采取的是赎买政策,保留他们一定的生产生活资料,不挖底财,政治上进行安排。这同汉区还不一样,汉族的地主是扫地出门,是敌对分子。这里是按当时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奴隶主还享有正当的公民权。这里是以缓和的方式进行改革。尽管这样还是发生了叛乱,原因还是触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李绍明:《大小凉山之彝族奴隶社会》,《当代史资料》2003年第4期。 通过对少数民族上层观光团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简单结论。 第一、观光团是国家意志传播的重要载体。在汉族地区,工作队的介入改变了村庄的权力结构,帮助党和国家实现了民众动员、精英控制和乡村治理的目标。河北的五公村和山西的张庄都是由于工作队的进入而对村庄权力结构进行重新整合,并得到了高层领导的认可。[美]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 在民族地区,来自外部力量的工作队很难进入,观光团就成为变相的工作队,成为国家意志传播的重要载体。在观光前,新政权需要对参加观光团的代表进行严格的挑选,其代表性一定要广泛,不仅要是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权威,具有广泛的影响,而且还要是政治认同可能发生改变的群体。在观光中,新政权会组织大小不同规模不一的座谈、接见、欢迎会,不断的讲解国家的各项政策,试图将国家意志传达给观光者。观光之后,观光代表还要向本地区的民族上层和民众进行传达和宣传,并逐渐常态化,实际上这种观光后的宣传已经成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甚至是普通民众广泛参与的群众运动。在此过程中,国家的意志就由一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传递给了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和普通民众。 第二、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战工作是发动普通民众的前提条件。由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权威结构和行为习惯,很多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普通民众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一样,对外来的汉人持有一种排斥和敌视的心理。他们即便被动员起来,也很难掌握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权力。刘格平也强调,对于民族地区“我们一下子从下层着手,就要出乱子”。他举例说:“康定县派几个干部到关外某村进行调查,接近了一部分群众,当他们离开该村后,上层即要驱逐这一部分人,因为他们接近了汉人,幸及时宣传和解释后才未酿成乱子。”《对接近与团结少数民族的体会》,《西南工作》1950年第25期。 直到1952年,中共中央还在强调“要发展和巩固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一定要首先做好争取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宗教首领的统一战线工作,然后通过这些人物或经过他们同意后,再去发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群众”《必须树立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长期合作的观点》,《西南工作》1952年第136期。 。也就是说,民族地区上层人士和劳动群众的发动有着完全不同的先后顺序,只有先联络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才能去发动劳动群众。最终的实践也证明,在取得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认同之后,普通民众的发动就变得相对容易。进入合作化时期,国家对民族地区习俗的改造就是证明。有关讨论参见李飞龙:《耕牛、国家与民俗:合作化运动中对“吃牯臓”民俗的改造》,《河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第三、观光活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少数民族上层对国家的认同。虽然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研究者指出,解放前少数民族认同的程度并不高,“只有可数的几个‘少数民族’积极参加了抗日战争,即(是)参战,意识到自己属于某某族的少”[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4页。 ,国家认同只是在一种趋利的心态导向下,出现的对外来势力的抵抗,并产生出抵抗理论。 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但西南民族地区未必完全符合研究者的分析,少数民族上层的态度以及彝族与汉族的关系,很好的证明了政治认同是可以转变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利用各种途径试图将国家治理理念根植于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上层观光团就是重要的实现手段,通过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观感,通过情感上的照顾和心理的慰藉,通过座谈会的交流与了解,通过观光后的传达和教育,使得少数民族上层在增强政治权利、建构政治角色、融合政治关系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促进其在政治、制度、规定等多方面达成共识,最终提升了民族上层人士对国家的政治认同。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zhlw/20171010/72642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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