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扬古今 抒泄孤怀——熊十力《重印周易变通解序》发微

李振纲,河北邢台人,哲学博士,(保定 071002)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儒道汇融大生命视域下的《周易》哲学研究(14ZXC056) 一 近年承担研究的国家基金课题与易学生命哲学相关,思维兴奋点自然聚焦在《周易》经传及与此相关的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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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纲,河北邢台人,哲学博士,(保定 071002)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儒道汇融大生命视域下的《周易》哲学研究”(14ZXC056) 近年承担研究的国家基金课题与易学生命哲学相关,思维兴奋点自然聚焦在《周易》经传及与此相关的诸多易学哲学、易学史文献。古老的卦爻,神秘的图式,玄奥的象数,深邃的义理,羲文周孔,连山归藏,河图洛书,系辞彖象,王注孔疏,周程邵张,朱子《本义》,船山二传,太极理气,道器阴阳,先天后天,形下形上,汉学宋学,错综张皇。睁眼闭眼,浮想联翩,满脑子都是这些名字、图像、概念。近日重读熊十力的易学著作,为一篇序文即《重印周易变通解序》所吸引。该序与一些论学书合编成册,编者命名为《熊十力论学书札》,收入《熊十力全集》第8卷。该序在熊先生的论学书中乍看并不醒目,但初读过后,便感到非同一般,一千六百余字,言简意赅,堪称是一部袖珍版的易学哲学史。在序文末尾,熊先生述及同县前贤万澍辰所著《周易变通解》及为序缘由云: 不肖儿时,闻先父其相公,常赞扬先生潜德睿思,谓其治易不宥于当时风会,颇参稽汉、宋,而一证以己之所神悟独得,未尝谬于经旨者。此其命世独立者乎!惜其书为当时汉学风气所掩,罕行于世,乡里后生,或莫能举其姓字,可悲也已。予小子闻而识之,不幸早失怙恃,流离四方,顾未得读先生书。丁丑夏,先生从曾孙耀煌武樵,始重印先生易书于汉皋,罗田王葆心先生为之序。只印千册,余时讲学北庠,亦未得见。今冬,武樵函余,将再重印先生书于成都,谓余不可无一序。余追忆趋庭音旨,匆匆五十余年,泫然不知涕之所自。又念武樵以书生为当代名将,能守其家学,一再重印先生遗著。昔船山幽晦,曾公以乡邦后学传其书。而先生更有贤裔,视船山尤幸矣。天之眷斯道,以无负明哲。其所以酬之者,宁可度哉!余是以忘其固陋而序之云尔。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8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1—272页。 笔者三十年前青年时代即心仰熊十力哲学,对熊先生的著作,诸如《新唯识论》《乾坤衍》《体用论》《读经示要》《十力语要》《原儒》等书多有所窥,为其简奥明晰的概念和苦心孤诣的哲思所陶醉、所感染,尝浸润其中,废寝忘食。对熊先生生平、家世、气质性情、学术宗旨,能略知一二。熊先生治学,一如其为人,从不轻率应付,以学为命,心无旁骛,无论是撰写鸿篇巨制的论著,还是与弟子友人书信往来,均十分认真。即使只言片语,也多与如何评章学术、证会本体、安顿生命的哲学攸关。卒读斯序,重温教言,不胜感念。以此为契,并联系熊先生其他易学论旨语要,撰写拙文,一表敬仰追思;二则述其孤怀,发其微言,求教大方。 在熊十力哲学的多元文化渊源或思想元素中,《周易》无疑是其哲学最根本的理论渊源和精神根基。所以在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新唯识论》《十力语要》《读经示要》及其他论学书中谈及《周易》这部国学经典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借用《系辞》里的话感叹不已。《序》文开门见山说: 抑扬古今抒泄孤怀 《现代哲学》2017年第4期 《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是也。《乾凿度》说易有三义,余窃取变易不易二义。不易而变易,是举体成用;于变易见不易,是即用识体。此义深谈,在《新唯识论》。持此以抉择梵、欧玄学,如秤在手,不可与物低昂。大哉易也,孰得而违诸?夫《易》书,至《十翼》而始备。《十翼》义理,则孔子所发明也。故言作《易》者,必归之孔子。微孔子则《易》犹滥于占卜,而焉得为哲学界万世永赖之根本大典耶!孔子既然作《易》,七十子后学,递相传述,遂为儒者宗。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8卷,第269页。 《序》文提出孔子创易说,认为《周易》道器一原、体用不二之哲学范式实为称量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的根本尺度,以之考量中、西、印三系文化之长短得失,如秤在手,不失锱铢。 关于《周易》一书的形成及“经”与“传”的关系,自古以来有多种说法,难成定论。传统经学史上有“人更三圣”或“四圣创易”两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所谓“人更三圣”是指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周易”,即把三画的八经卦上下组合为六画的六十四卦,并为之系卦爻辞;孔子为伏羲、文王之“易”(易经)作“传”,由于它的原创性不同于后来经学史上诸多的传疏体文献,与经文具有同等地位,汉代始被尊称为“十翼”或“大传”。“四圣创易”说是在“三圣”基础上加上了周公,认为文王“演周易”的内容不包括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爻辞为周公作。其实,之所以有这些不同的说法,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圣人史观带有很大的传说性,不用说伏羲氏之类的上古传说,就是夏商周所谓“三代”史及文武周公所开辟的周代制度与礼乐文明,文字记载的也都很简单,支离散乱,给后人留下极多谜团和想象的空间。自宋代欧阳修《易童子问》中对孔子作十翼提出质疑,这种颇具史识的见解虽然不被经学主流所认可,甚至讳莫如深,但此后怀疑《易传》为孔作者屡见不鲜,直到20世纪初的疑古思潮起,《易传》为战国中后期儒家为主,间或吸收道家、阴阳家思想元素而逐步形成的观点终成为易学史上的主流观点。这并不妨碍个别学者,特别是有儒家道统情结的学者依旧坚持三圣创易、四圣创易乃至此处熊先生所谓孔子一人发明《十翼》独具首功说。熊十力虽不否定伏羲、文王、周公在经学史上的影响,但其赞易首尊孔子,认为没有孔子,就没有《十翼》,没有《十翼》,《周易》古经就是一些散乱不经的占辞卜语,与穷理、尽性、安身立命的哲学毫不相干,更谈不上群经之首或“万世永赖之根本大典”。所以,没有孔子,也就没有《易》,自然也就无从谈起易学。 直到晚年,熊十力在他专门的易学著作《乾坤衍》中仍然坚持孔子作易说。为了解决《周易》经与传及“十翼”内容上的隔膜、杂糅、矛盾,他甚至别出心裁地运用自己并不擅长的考据方法以“辨伪”,提出“大易”与“小易”说。熊十力大胆立说云:“上考孔子之学,其大变,盖有早晚二期。而六经作于晚年,是其定论。早年思想,修明古圣王遗教而光大之,所谓小康礼教是也。晚年思想,则自五十岁读伏羲氏之易,神解焕发,其思想界起根本变化。于是首作《周易》《春秋》二经。”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7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5页。 《周易》《春秋》二经“立内圣外王之极轨”,为人道确立根本方向,故又云:“孔子昌明大道,以天下为公,立开物成物之本。以天下为一家,谋人类生活之安。此皆依于大道而起作为,乃至裁成天地,辅相万物。人道之隆,可谓极矣。”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7卷,第337页。 然而可悲的是“孔子六经无有一经不遭改窜,改窜之祸,非独不始于汉初,亦不始于吕秦之世,盖始于六国之儒”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7卷,第340页。 。据此,熊十力把《文言》传、《系辞》传、《彖辞》传中那些自己所喜欢的富有哲理、精辟经典的概念、命题、论断归结为孔子晚年定论之“大同之教”,尊称“大易”;把那些自己不喜欢的琐碎不经的话语归结为孔子早年思想且为小儒所篡改的“小康礼教”,贬谓“小易”。在此“辨伪”的基础上,熊十力把《乾坤衍》第二部分名为“广义”,广为引发体用不二、大化流行、群龙无首、天下大同的“大易之道”,阐扬《大易》哲学的现代意义。据此而论,熊先生斩钉截铁地咬定《十翼》为孔子所发明,与经学时代盲目崇拜圣人不可同日而语,与其说是复古,不如说是针对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文化危机、信仰危机,打着尊孔之旗帜来提高和增进民族文化的自尊、自信、自立。他笔下的“孔子”不再是宗法文化专制制度的文化符号,而是注入了更多的自由、平等、民主、大同等近代思想文化元素。 孔老关系一向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十分重要却又难成定论的话题。熊十力执定无论从时间上说还是从儒道思想的历史逻辑来说,孔子都先于老子。《重印周易变通解序》提出“儒家之易”与“道家之易”的说法,并对两者进行了理论上的分疏。他说: 孔子既然作《易》,七十子后学,递相传述,遂为儒者宗。老聃得孔氏之旨,而别有会心,乃创立道家之帜,以自异于儒。故易自孔子后,始分二派:曰儒家之易,此正统派也;曰道家之易,此别派也。旧说孔老同时,老氏为孔子师。今人考核其说之不足据,而谓老后于孔。但无谓老氏之学出于《易》者。余谓老氏稍后于孔子,而前于孟子。其学实本于《易》……儒家体乾,而贵刚健,故说行健不息;老氏法坤,而守虚静,故曰绵绵若存。此儒道二家所以异也。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8卷,第269—270页。 《十力语要》卷2《答意大利人书》也有类似说法。平实而论,熊十力关于孔老关系的说法与其宗儒抑道的学派立场有关。孔老孰先孰后,至今学术界见仁见智,虽然依旧难成定论,但是马王堆帛书本《老子》和湖北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甲、乙本及其他出土文献的问世,有力支持了老子先于孔子说。著名哲学史家张岱年在完成于1936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中也曾主张老子晚于孔子说,晚年修改了这一说法。《中国哲学大纲·序论》的附注说: 关于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历来辩论甚多。我过去以为老子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今按先秦古籍中,《庄子》《吕氏春秋》俱言孔老同时。庄子多寓言,固难信据;《吕氏春秋》所说,当是历史的真实记载。郭沫若先生《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云“老子就是老聃,本是秦以前人的定论”。又说“老子与孔子同时,且为孔子的先生,在吕氏门下的那一批学者也是毫无疑问的”。郭氏所说甚是。吾今以为《老子》一书是战国前期撰集的,其中保存了老聃的遗说,但也有后人附加的文句。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14页。 “老氏之学出于易”虽然是发自内心深思笃悟的破荒之见,却也应作具体分析。这里既要对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作出区别,又要对《周易》古经与《易传》作出区别。如果对这些因素不加分析,而笼统地说“老子之学出于易”不免有些独断和片面。与其带着现代新儒家尊孔抑老的道统观断言孔先于老、老出于易,不如说《周易》古经先于老子其人,《老子》其书又早于《易传》;老子之思想源于《易经》,《老子》之书又影响了《易传》的创作。孔子与《周易》经传的关系大体与易老关系相当。孔老其人,大体都生活于春秋后期,而老子年长于孔子。一个在周朝做史官,主管图籍;一个在民间兴教育,传授六艺。就《论语》与通行本《老子》二书说,《老子》晚于《论语》,大体与《孟子》同时。如此评说易老关系、孔老关系,更为接近思想史的事实和近代以来关于孔老关系的主流观点。熊十力认为,秦汉之后道家之易式微,只有魏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以道解《易》“为能衍柱下之绪”,北宋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援道入儒,《通书》则纯然儒家立场,开宋易义理学之先河。在对待孔老的态度立场上,熊十力旗帜鲜明,尊孔抑老,从不含糊。对孔子褒扬有加,已如上述。对老学主静无为之批评,常见于《读经示要》及其他论学书中。在写于1947年解放战争最困难时期的《论关老之学书》中,熊先生认为,关老虽然都属于道家,但关高于老。盖关学从心体上说“动若水而静若镜”,是动静一体、主静而不离动。老氏言“致虚极,守静笃”则偏于求静之意为多,与关学尚隔一层,就更“无大易健以动与开物成务之本领,则中国人之有今日,中老氏之毒已深也”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8卷,第287页。。尊孔抑老是熊十力哲学的一贯立场,这一点与王船山易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熊十力对易学史上的汉易与宋易的评判也颇具特色,认为两汉至宋明,儒家易学发展,其流甚广,可以将此期易学约分为汉易与宋易两大流派。熊十力对汉易的总体看法和评价是缺点有二:一则务守师说,僵化保守;二是夹杂谶纬,间或诬枉。但是对汉易并不全盘否定,在批评的同时肯定汉易“有保存古义之功”,所谓“古义”指三代以往的典章、制度、文化、礼俗。对于谶与纬,熊十力强调要区别对待。他认为,易纬非谶可比,在神秘的形式中有微言大义,足资深究,“盖十翼之支流”,可以看作对《易传》的补充。谶则纯属诬枉,应该且必须加以澄清。如果说熊十力对汉易的总体评价较为客观平实,但对扬雄的个案评说却有些特别。西汉末的扬雄模仿圣人卦式杜撰《太玄》,历代易学家并不看好,甚至贬多于褒,如立论一向持重中庸的张岱年先生说:“儒家与阴阳家之混合,是西汉思想的特色。当时人都好谈灾异,好谈天人感应。这实乃是思想低落的表征……扬雄的宇宙论是《老子》与《易传》的学说之混合,其人生论则重述孔子的思想。他最喜模仿,而没有伟大的创造能力。”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18页。 难得例外的是熊十力却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誉他是汉儒治易的佼佼者。熊十力说: 汉儒治易,其思想盖有大部分杂入晚周阴阳家,容当别论。唯扬雄子云著《太玄》超然独步。张衡平子神解峻拔,为吾国天算大发明家,而酷嗜子云书,每自谓读玄经,使人难论阴阳之事。其崇信篤深可见。顾子云从数理阐易,学者非通律历,则难读其书。玄经于后儒无甚影响,职是故也。辅嗣神解卓特,独出两汉经师蹊径之外。秉智炬而叩玄关,堪与子云异曲同工。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8卷,第270页。 天才少年王弼治易,倡导忘言象以得意,横扫汉易拘碍烦琐的卦气卦变象数之说,在易学史上毋宁说是引发了一场由象数易转向义理学的易学革命,他也因此成为由汉易走向宋易的关键人物或逻辑中介。此处把扬雄在易学史上的地位与王弼相提并论,足见熊十力对扬氏《太玄》之推崇,这与其归功于扬氏《太玄》理论创获的“超然独步”,不如说与熊十力的孤傲不驯的学术个性与心境有关。熊先生一生为人治学贵知行合一、独创笃行,这既成就了他天马行空、壁立千仞的人生与学问,也注定了他一生莫名其妙难以排解的孤独与幽怨。《新唯识论》这部堪称中外现代哲学史上的奇书出版后,除马一浮、梁漱溟辈及几个熊门弟子可称知情外,社会上可以说知者寥寥,能解其中三昧者更属罕见。熊十力在与友人书信中常谈及默契玄学者举世皆路人之孤独、落寞与苦闷。这种心境难以排解,就像扬雄当年吟咏《太玄赋》时的那般心境,赋云:“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域……屈子慕清,葬鱼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饿首山兮……辟斯数子,智若渊兮。我异于此,执太玄兮。荡然肆志,不拘挛兮。”费振纲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09页。 不同的历史场景,却有着同样的孤怀,所以褒扬扬雄的《太玄》也就不必以常情言喻了。 唐代社会政治、宗教、文学艺术一时繁荣称盛,然其哲学创意却相对滞后,没能赶上盛唐文化的风云际会。易学义疏可称道者有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和李鼎祚撰《周易集解》。《正义》义理平实,文字易读,《集解》义理象数兼采而以象数为主,两书对于学易者均有裨益,但在易学哲学上缺少创新性突破,所以熊十力只用“唐代义疏,虽宗辅嗣,鲜有发明”一语带过,而把笔墨用于兴味相投的宋明易学源流风采的铺陈赞誉。陈寅恪尝言中华文化“造极于宋”,易学哲学亦然。相对于唐代易学哲学创意的滞后,宋代易学别开生面。熊十力写道:爰及两宋,易风丕变。濂、洛、关、闽诸大师迭起,周濂溪、邵尧夫、张横渠、程伊川、朱汉上、朱晦翁不以墨守传注为贤,精思力践,学贵独创,人自成说,家各为学,精神气象,宏大超迈。关于汉易、宋易学风之不同,熊十力指出: 夫汉世诸师,无弗杂阴阳家言者。迹其繁琐名相之排比与穿凿,与《十翼》本旨,可谓无关。但间存古义,斯足珍贵。宋之诸师,其言皆根于践履。虽复不无拘碍,要其大较,归本穷理尽性至命之旨,而体天地神化于人生日用之中,则《十翼》嫡嗣也。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8卷,第270—271页。 按照熊十力的判教标准,哲学之极诣在证会本体,心性为生命之源泉(生之源),变化之本体(化之本),《十翼》作为穷理、尽性、至命之学,堪称华夏文化与哲学之渊薮,生命之动力与民族之慧命在此。据此,宋明以心性论或性理学为形上依据的易学实乃易学之嫡传,道家易学只能算作旁支,而间杂谶纬与阴阳家言的汉易虽然在保存古代典章制度文化礼俗方面不无价值,但从易学哲学上说与《十翼》的安身立命之学毫不相干。 宋明易学的峰巅,也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成就是船山哲学。他的思想无论从时代精神的视角还是从民族精神的视角看,均堪称17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空谷足音。对船山易学哲学的历史地位和精神特质,一生服膺船山学的熊十力颇有灵犀和慧解,他说:“自宋迄明,言易者大概无出周、程诸贤之规范,而易家自是有汉学宋学之分。晚明有王船山,作《易内外传》,宗主横渠,而和会于濂溪、伊川、朱子之间,独不满于邵氏。其学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论益恢宏,浸与西洋思想接近矣。然其骨子里,自是宋学精神,非明者不辩也。其与汉师,固一切排斥,不遗余力也。”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8卷,第271页。 这段话言简意赅,真实还原了船山易学哲学的思想渊源、精神特质、学术立场及历史地位。 近年笔者为学生开讲儒道经典文献导读,《周易》首列其选。在阅读王弼《周易注》、小程《程氏易传》、朱熹《周易本义》的同时,潜心研读王夫之的《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周易稗疏》,深感船山易学博大精深,为天地人和谐共生的大生命哲学之渊府,《十翼》之真传。船山于《周易内传发例》中自述其易学的根本总纲云:“乾坤并建,为《周易》之纲宗,篇中及外传广论之,盖所谓易有太极也。”“乾极乎阳,坤极乎阴。乾坤并建,而阴阳之极皆显;四象八卦、三十六象六十四卦摩荡于中,无所不极,故谓之太极。阴阳之外无理数,乾坤之外无太极,健顺之外无德业……时隐而时显者,天也,太极之体不滞也;知明而知幽者,人也,太极之用无时而息也。屈伸相感,体用相资,则道义之门出入而不穷。呜呼!太极一图,所以开示乾坤并建之实,为人道之所自立,而知之者鲜矣!”《船山全书》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657页,第658—659页。 《周易》内传、外传字里行间反复阐扬的乾坤二卦所秉承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宇宙大生命原理,“天下唯器”、道器不二、经世致用之实学取向,以刚健统摄柔顺、顺天化以骋人能的主体能动性思想,对佛老二氏空无虚寂世界观及其非人生乃至反人生倾向的批判,性日生日成、理在欲中、性情一体的伦理精神,对邵雍象数学“诡遇之道”以小智测天心的针砭,无不体现出尊生、崇有、主动、率性的理性主义实践哲学特性。或许正是这些精神特质,熊十力认为“与西洋思想接近”,也正是这些颇具时代精神的哲学情愫深深打动并影响了熊十力哲学。回过头来,反思熊先生对船山易学的上述评价,方知持之有故,字字不虚!表达了这位在现代哲学史上独创《新唯识论》、高扬心力的最“唯心”的哲学家对三百年前明清之际一位昌言“天下唯器”的最唯物的哲学家的神交与默契。 推崇与默契并不意味着完全赞同,在《乾坤衍》中熊十力对船山易学“乾坤并建”说也有批评,认为立说不够严谨,有二元论之嫌,乾坤二卦十二阴阳互涵的体例属于多事赘言,不及《新唯识论》以乾体统摄坤用、摄物归心、歙闢成变、体用不二说见道如理。船山易学哲学是否二元论可以另作讨论,但这并不影响船山哲学尊生、崇有、主动、率性的基因在熊十力心学骨子里的精神遗传。 清代学术,又称朴学,其基本的学术精神是尊汉抑宋。清代朴学的重镇乾嘉学派虽然在音韵训诂、典章考据、辨伪辑佚、文献整理诸方面成绩斐然,但在思想文化领域特别是哲学创新上,戴东原之外,几乎再无他人。易学上说得上有贡献者,焦循的《周易通》、李道平的《周易集解纂疏》而已。这是一个学者辈出而思想家阒其无人的时代。对清代朴学尊汉抑宋,熊十力颇有微词。他说:“当有明季世,诸大儒并出,悲愤填膺,为学期活泼有用,而亟惩王学末流空疏之弊,浸以上及两宋。清儒继起,本无晚明诸老精神,而徒以抨击宋学为帜志。用汉学高自标榜,则诸老所不及料也。于是治易者,上稽汉籍,俯视宋明诸师,以为非诬则陋耳。”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8卷,第271页。 在《论汉学》中,熊十力针对清儒非毁宋学之流弊,对宋学的真精神、正价值、清代哲学衰落与国民灵魂丧失导致的政治、道德、世风颓败进行了深刻解剖。他写道:“清儒流毒最甚者,莫如排击高深学问一事。夫天理广大,无所不赅,而言其根极,必归之心性(自注:生之源,化之本也)。自汉以后,此意久绝,宋学确能续此血脉,何忍轻毁?心性之学,所以明天人之故,究造化之源,彰道德之广崇,而治乱之条贯也。此种高深学问,云何可毁?”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8卷,第273页。 在熊十力看来,清儒悬置心性论的高深学问不讲,徒然以考据之琐碎知识为尚,流弊所及,致使士精神萎靡不振,国民道德滑坡,“士习于肤浅,无深远之虑;逞于侥幸,无坚卓之志;安于自私,无公正之抱;偷取浮名,无久大之业;苟图嚣动,无建树之计;轻易流传,无固执之操”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8卷,第273页。 。清末以来,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文化浮靡,民性卑琐,不能适应现代潮流而坐视沉沦,推究其根源,盖在于心性论哲学的破碎,亦即道德形上学之缺失。至此,熊十力十分激动,其真性情难以控制,写道:“锢生人之智慧,陷族类于衰微,三百年汉学之毒,罪浮于吕政,而至今犹不悟,岂不痛哉?呜呼!学绝道废,人心死,人气绝,人理亡,国以不振,族类式微,皆清代汉学家之罪也。”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8卷,第274页。 熊十力《新唯识论》《乾坤衍》中的新易学本体论哲学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和学术运会中产生的。按照唯物史观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观念理解,晚清社会文化的种种颓败现象的根源,并不能简单归因于某一种学术流弊,比如说心性论的缺失,其根本所在与其说是清代尊汉抑宋的学术流弊,不如说是两千余年封建专制制度的整体危机和腐烂。所以,为其服务的传统经学道德体系也必然失去历史合理性。据此可知,梁漱溟、熊十力等所倡导的“返本开新”的现代新儒学复兴形式上看是反汉复宋,骨子里却是在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寻找中国现代化改革的哲学前提与精神支撑。此后,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主体,以梁、熊代表的现代新儒学与胡适、陈序经、张申府等主张的自由主义为两翼,三种思潮互动,相互蕴涵,相互批评,共同推进并规定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与方向。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zhlw/20171010/72642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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