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民主的理念、意图与效能——毛泽东与建国初期的“各界人民代

作者简介:陈晓斌,广东揭阳人,哲学博士,(广州 510631)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西方左翼正义理论及其对我国共享发展的启示研究(17AKS016)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政体是政权构成的形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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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晓斌,广东揭阳人,哲学博士,(广州 510631)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西方左翼正义理论及其对我国共享发展的启示研究”(17AKS016)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政体是“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7页。 ,并且认为“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同上,第677页。 。在毛泽东的政治构想中,中国采取的政体应当是人民代表大会,并且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选举政府。这才能适合当时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也才能防止国家政权变成“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结果。基于此,毛泽东始终对西方的议会制和“三权分立”的制度安排不太认同,而是着力于推行“议行合一”的制度设计。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全国许多地方尚无条件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故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下文简称《共同纲领》)规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在条件许可的时候召集并“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页。 。当时的政务院也颁布了大城市、县、区直至乡一级的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建国一周年之时,全国80%以上的县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些代表会议起到了联系人民群众、贯彻政策、教育干部、推进工作的良好作用。直到1953年底中央推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普选工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才完成其历史使命。相对于更为正规化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暂时性、过渡性质非常明显,但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它(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因应现实状况的时效性恰好益于我们贴切把握共产党主导的民主实践的动机、意图和效能”程凯:《“实质民主”——从1949年前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确立与演变过程看》,贺照田、高士明主编:《人间思想01:作为人间事件的1949》,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年,第111页。 。事实上,在民主的理念、意图和效能上,更为正规化、制度化的人民代表大会并没有超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只是更为严密、完善地改进了后者,使之更符合民主建政的使命。因此,笔者将结合毛泽东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构思和推行,来分析理解人民主体政治观主导下的政治民主实践的理念、意图和效能。 一、理念:体现“做事能力”的民主 美国古典学家乔赛亚·奥伯在关于古希腊民主的研究中认为,民主制作为一种政体是“伴随着革命时刻人民对自身的历史性自我肯定而诞生的”[美]乔赛亚·奥伯:《“民主”的原初含义:做事能力,而非多数决》,王绍光主编:《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欧树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页。 ,它不仅指称“人民的权力”,而且意味着“拥有权力的人民”,即民主“不仅仅是指控制公共领域,也是指在公共领域内行动的集体力量和能力,实际上也是指通过行动重组公共领域的集体力量和能力”同上,第7页。 ,所以,如果人民要长期保持这种做事的“集体力量和能力”,即要使人民在公共领域能够经常性的在场,那么就不能仅仅把民主的原初理念理解为“多数决”。对公共政策进行“多数决”的投票当然重要,这也是“集体力量和能力”的展现,但这种政治形式不可能让人民以常规化、制度化的方式拥有可持续的政治能力。可见民主的原初理念在于“做事能力”而非简单的“多数决”,“多数决”只是“做事能力”的一种体现形式。就此而言,民主至少蕴含着两个要领,一个是民主意味着符合和体现人民的意志,另一个是民主意味着能够最大限度的集中集体的力量和能力,因而民主应该是价值诉求与效率追求的统一。把民主理解为以赞成、反对和弃权为核心形式的“多数决”并不能实现民主的这两个要领,即不仅不能如实地以合乎人民意愿的方式去实现人民的利益,而且也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集体智慧,反而有可能陷入劣质化的利益博弈。所以若要实现民主的两个要领,就必须把民主从“多数决”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寻找另外的实现方式,这些实现方式必须能够保证人民的意志和智慧的经常性在场,或者说至少保证人民的意志和智慧在公共领域的经常性出场。这就要求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必须改造旧有的领导机制和管理机制,使其能够接近群众、动员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必须构造出群众有效参与决策的运作机制,并形成一定的决策修错机制,使得群众不仅能够参与管理,而且能够修正错误的决策,及时挽救决策失误的损失;三是必须持续不断地提升群众的包括政治参与在内的各项素质和能力,更好地发挥和获取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人民民主的理念、意图与效能 《现代哲学》2017年第4期 从毛泽东对“议行合一”制度的认同和对各界代表会议(原先称为“人民代表会议”)的构思和推行来看,其对民主的理解与追求非常贴合这一理念。 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中华民国也实行过议会制度,但实践起来却相互掣肘而且成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私器”,所以他说“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在人民中已经臭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5页。 ,并多次引用孙中山评价西方议会制的观点,即“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6页。 ,以表示其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拒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苏维埃(代表会议)有利于发展革命战争和改善群众生活,其写于1934年的《乡苏怎样工作?》一文就很支持乡苏工作中每个代表分工领导居民群众的制度,认为这个制度既能够使全体代表负起责任来,领导居民群众执行苏维埃的工作,又能很快将苏维埃的决定传达给群众,并及时吸收群众的意见和解决群众的困难,很快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由此,他强调“改善乡苏工作的方向,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毛泽东:《乡苏怎样工作?》,《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3页。 。代表会议这种“议行合一”的制度也因其能够广泛代表群众和集中动员群众,实现高度的“做事能力”,一直备受毛泽东的重视。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力推这一制度经验:“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在贫农团和农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区村(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验。”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08页。 这一“极可宝贵的经验”在共产党“接管天下”的过程中发展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为“军事管制时期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最好的组织形式”《从松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得到些什么经验?》,《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5日。 ,除了确实有助于建立政权的合法性之外,其在社会重组状态下,能够实现稳定秩序、解决问题的“做事能力”的民主理念,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1949年10月29日,薄一波向毛泽东报告了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和经验,毛泽东第二天就批转,并认为该报告“可为一切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所取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3页。 。薄一波的报告一开始就指出各界代表会议以生产上的重要问题为课题,诸如解决原料供给、产品推销、劳资关系、粮食供应等紧切各阶层群众利益的问题,提高了各界人民对人民国家与地方建设事业的责任心与积极性,结果群众勇于执行,且能执行得通。中间总结这一经验的时候,他又强调“每次会议,应抓紧解决为广大群众所迫切要求要解决的一两个问题,决议后一定要贯彻执行。不能执行的,不要决定。决定了但行不通的,应向代表和群众说明道理,加以解释,以示信于人民。执行决议,是一个关键”《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形和经验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32—33页。 ;反之,政治报告和决议又“好”又多,却不解决问题或执行不好,则不受代表和群众待见。报告的最后,薄一波还重申了代表会议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性。可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建国初期民主的实现形式,其背后最根本的理念就是要让人民在公共领域确立起主体性,并彰显人民这一政治性主体在公共领域中具有“做成事情”的集体能力。这一点基本上是当时共产党人的共识。例如,1949年8月刘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就讲:“问题在于人民善于运用代表会议的形式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不是根据政府组织大纲,不是公民登记如何。”刘少奇:《关于人民代表大会问题》,《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1949-195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96页。 而经张闻天审改的区村干部通俗读物《人民代表会讲座》更直接说:“开好人民代表会的中心关键,用一句话说,就是发扬民主,解决问题。”张闻天:《怎样开好人民代表会议》,《张闻天文集》第4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85页。 毛泽东后来就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华东局、西北局等的电报更明确地显示了这一点:“你们必须充分注意广东全省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各市各县均应召开。你们必须将这种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是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完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税征粮,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极重要的工具,一律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50页。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那里,民主既是价值,也是手段,其目的在于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这是民主所要达成的最高目的。这也意味着民主是一种以合乎人民意愿的方式去实现人民利益的政治过程。 二、意图:限制“利益博弈”的民主 1949年9月22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了《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主要特点,其中就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的区别,他指出“新民主主义时代既有各阶级的存在,就会有各党派的存在。旧民主国家的统治者是资产阶级,其所属各派必然是互相排挤,争权夺利。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各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虽然各阶级的利益和意见仍有不同之处,但是在共同要求上、在主要政策上是能够求得一致的,筹备会通过的共同纲领草案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明。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同要求和矛盾,在反帝反封建残余的斗争面前,是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调节的”周恩来:《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6页。 。这里,周恩来除了再次强调两种民主的本质区别在于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之外,还阐明了另一关键区别:旧民主的利益竞争和新民主的团结合作。这从1950年3月12日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谈话中表达的意思也可以看出。当时梁漱溟谈到“得天下易治天下难”,毛泽东则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103页。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所表征的那种团结合作、和衷共济的新民主模式,就是毛泽东以“民主新路”“治天下”之意图的展示。 实际上,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各种社会经济成分的发展具有合法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没建立起来,对抗性和分离性的利益关系还在一定的范围内发生作用。而且,从毛泽东的“人民观”来看,人民内部结构的“差序格局”必然造成各阶级、党派和阶层的利益和意见纷争,充满不同的要求和矛盾,所以即便是人民的主体地位、民主权利的实现,也还要受制于财产权、市场力量和劳资关系等现实状况。在此情况下,希求充分实现超越“利益博弈”的民主是不可能的,但由于无产阶级拥有领导权,通过合理的政策和灵活的策略,确实也能限制“利益博弈”的恶性发展,实现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良性局面。正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说:“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6页。 从政策上说,主要是建立和维持一个“共享认同的空间”。查尔斯·泰勒认为,建立一个“共享认同的空间”意味着“那些想要或必须生活在同一政体下的不同个人和群体,需要针对一个能够共同接受的、甚至是妥协性的政治认同进行协商。”[加]查尔斯·泰勒:《共同体与民主》,张容南译,《现代哲学》2009年第6期。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建立“共享认同的空间”的平台,而《共同纲领》则是这个“共享认同的空间”的方案。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各阶级、党派和阶层的联合,主要是建立在共享的政治认同上,如毛泽东所指出“知识分子、工商业家、宗教家、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7页。 。这种联合和团结注重的是共同的立场,即《共同纲领》的立场,而不是对象的出身和信仰等市民社会的私人身份,如周恩来所说“允许宗教信仰自由是一件事,邀请宗教界民主人士参加政协或各界代表会是另一件事,后者是以政治为标准的,不管他是牧师还是和尚”周恩来:《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85—186页。 。至于巩固这种“共享认同的空间”,毛泽东认为必须以《共同纲领》为标准,并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 从策略上说,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运作上,必须注重代表的广泛性和发扬协商一致的民主精神。当时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产生代表的方法,一般是采取协商的方式,主要是由人民团体推荐和政府聘请。而一些共产党干部出于阶级立场和对农村工作方式的“搬运”,更多的注意到代表本身的纯洁性,而对于代表的广泛性相对忽视。通过检查,改变了这种做法,扩大了代表的容纳范围,即便当时被认为是中间偏右的人,也因其有一定的群众代表性而进入会议,如邓小平在西南局就指出“必须广泛地吸收各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并且要有意识地吸收一些开明士绅,甚至少数具有代表性的右派分子参加。只有具备了这样广泛代表性,而又能真正发挥民主的会议,才能称之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邓小平:《必须吸收各界代表性人物参加人民代表会议》,《邓小平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9页。 。以当时备受推崇的上海市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例,到会代表286人,包括农会、工会、学生会、妇女界、文化教育界、工商界、开明士绅等方面的代表,以及党政军选派代表,并照顾了对农村、城市、集镇的名额分配,各界各业代表的适当比例,及性别、年龄、宗教、信仰、不同的政治倾向等各方面。参见《从松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得到些什么经验?》,《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5日。 费孝通对当时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描述和感受与此完全相同:“我踏进会场,就看见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带瓜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而他们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望着会场前挂着大大的‘代表’两字,不免点起头来。代表性呀!北平住着的就是这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果全是一个样子的人在这里开会,那还能说是代表会么?这许多人并不是由市民普选来的,形式上不够我以往所了解的民主,但是试问英美那一个议会能从普选中达到这样高度的代表性呢?我们要的是选举的形式,还是高度代表性的事实呢?选举是一个手段,如果这手段能提高代表性,那是要得的,如果不能,那就要不得。”费孝通:《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人民日报》1949年9月2日。 吸收与各阶层人民有联系的、能代表各方面意见的人参加会议,确实是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圈子拉大,但更重要的是给予人民充分的发言权,如毛泽东指出“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页。 。在当时总结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报告中也都十分强调必须给予每个代表充分发言的机会,甚至对显而易见的错误议论和意见,也需要表示充分考虑,不能立即予以打击,而是经过反复辩论解释,直到大部分人反对才做出结论。这种扩大代表性容纳和充分发言的运作,效果是非常好的。山西太原各界代表会议就总结说:“各界代表会议,只要保证各阶层代表的一定比例,就会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测量器,一切决定,不准‘左’,也不准右。因此,都能执行通”《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形和经验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32页。 。 三、效能:推行“政治教育”的民主 1948年底到1949年,中共中央不断发出指示要求新解放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但从中央的发文频率和文件内容看毛泽东从1949年8月26日到9月7日,连续发出四份关于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同时新华社也多次发社论重视各界代表会议。 ,各地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并不是十分到位。如1949年8月26日毛泽东给华东局的指示劈头就说:“你们过去对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项重大问题,没有发出指示,自己亦未在上海执行,故对此事处于被动地位,并因此使城市工作受了相当大的损失。”毛泽东:《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各县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33页。 有学者指出:“指导者与执行者对这一制度究竟能起到何种作用有着不一致的理解,对实行这一制度的必要性、急迫性有认识上的落差。”程凯:《“实质民主”——从1949年前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确立与演变过程看》,贺照田、高士明主编:《人间思想01:作为人间事件的1949》,第103页。 董必武归纳和批驳了当时诸多不召开代表会议的理由,如“群众觉悟不够”、“怕有坏分子当了代表”、“干部条件不够”、“人民代表会议不起作用,可有可无”、“人民代表会议不如干部会顶事”、“干部是否比代表差?”参见董必武:《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董必武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1—304页。 等等。其中,以强调“干部会”更加便捷、更加有利于工作开展为最典型的理由。但是中共中央始终坚决地推行这一代表会议制度,其原因除了前述所指出的有助于加强对政权的认同、有利于解决问题、能够协调多方利益关系等以外,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有益于推进人民民主教育。这种民主教育在当时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育群众,二是教育干部。 教育群众树立主体意识和学会民主方法。一方面,大部分工人农民群众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并不能充分认识民主的意义和体验到当家作主的感觉,但通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运作,特别是以代表会议来检查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使得群众感受和认识到“人民政府真是我们自己的”、“干部有了错,我们也可以管”参见彭真:《召开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初步经验》,《彭真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4页。 。这种“百姓”可以在正式会议上批评“当官”的方式,彻底颠覆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秩序,确立了群众的主体平等意识:“工农代表们从这个会议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地位、力量与责任,开始具体了解各阶层团结的真正意义及其重要性,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从松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得到些什么经验?》,《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5日。 。另一方面,底层群众在解放前基本没有民主经验,对于代表会议的性质和运作方式很难有清楚深刻的认识,但一般经过几次会议,并且会议后又实际解决了问题,再加上不断地解释与宣传,群众就会慢慢了解民主的精神,如薄一波报告中所说“在第二次第三次代表会议时,群众自然而然地就学会会议斗争的方法”《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形和经验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32页。 。 教育干部学会在新时期走群众路线的方法。毛泽东认为:“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毛泽东:《开好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件大事》,《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页。 1948年11月,中共中央根据石家庄、洛阳和济南等城市解放后的经验,指出城市工作的中心弱点是与广大群众联系不够,虽然掌握了政权,但没有找到与群众联系的适当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一些地方组织的职工大会、贫民大会反被国民党特务控制了领导权,而各业各界座谈会、临时参议会在成分上偏重旧社会的上层分子、在职权上只是咨议机关,与群众关系不密切。因此中央最终确定“在城市解放后实行军管制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中共中央关于在新解放城市中成立各界代表会办法的规定》,《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70页。 。这时的“各界代表会”还不是正式的人民代表会议,因为在一些新解放的城市,原有的党组织大多是地下党,与群众联系还不够广泛,工会、学生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这些人民团体也无法一下组织好。因此对于干部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摸索出一套适合城市工作的走“群众路线”工作方式。这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不仅是要团结各阶级、各阶层共同克服困难共同前进,而且要学会使用民主的方式使得各项方针政策能够为各基层的群众所接受、拥护和执行。 结语 当然,必须注意到,作为体现“做事能力”、限制“利益博弈”和推行“政治教育”的民主实现方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这也是保证这一民主追求可以实行的前提。毛泽东在1949年9月2日给华东局饶漱石的指示中说:“此种会议,党员及完全可靠的左翼分子总共超过二分之一,能保证通过我们的意见即够,以便团结大批的中间分子及一部分必须拉拢的右翼分子,使他们向我们靠拢。”毛泽东:《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36页。 当时向中央汇报经验的各地报告也充分说明和证实了这一点。实际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代表产生、议题设置、决议产生等程序上是相对可控的,但也非常注重提高民众的参与度和表达空间,使会议如同群众路线所要求的那样是双向而非单向的,成为干部和人民相互学习的大学校。 不过,也需要注意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局限性。毛泽东的人民主体政治观使得他非常重视人民为争取利益和权利的斗争,也非常注重教育、发动和组织群众自觉地参与政治活动,强调民主必须回应人民群众的要求,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换言之,即他更加关注的是民主的实质方面。但由此也容易生发出对形式民主的批评,这种批评的极端形式就是以“形式主义”的方式理解“形式民主”,而忽视“形式”对于“内容”的支撑作用,并由此引发出对民主制度化的相对稳定性重视不足。 例如,当时为了照顾劳动人民的水平,一般县区级甚至市级的人民代表会议在形式上都力求简便,以利于工农容易表达自己的意见。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就说:“我们就不在选举的方式上去斤斤计较,而尽可能地采用群众所熟悉的和便利的方式去选举。”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87页。 彭真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则说得更明确:“如果定的规则很多,会使尚无民主经验、文化程度又低的劳动人民群众,有意见不能充分表达。有时竟弄得在会场上,只剩下几个干部和知识分子及工商资本家的代表在那里发言,使会议不能真正完全反映劳动人民的意见。”彭真:《召开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初步经验》,《彭真文选》,第204页。 这本是非常适合现实的务实灵活的策略,但在推行的过程中却逐渐出现将这种务实策略与对选举、分权等形式原则的拒斥相联系,在降低民主门槛的同时也降低了民主的制度刚性。可是,正如乔赛亚·奥伯所说:“如果人民要长期保持做事的集体能力,例如日常环境中制订计划、贯彻计划,那么,作为一种人民自治形式,民主制就需要制度形式。”[美]乔赛亚·奥伯:《“民主”的原初含义:做事能力,而非多数决》,王绍光主编:《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欧树军译,第7页。 由于缺乏制度刚性约束而且过分强调方便、不拘形式和因地制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操作也越来越发生偏差,有的地方逐渐演变成为政府工作布置会、动员会、宣传会等,而群众的生活要求、生产的重大问题反而受到的关注度较小,群众的参与性也受到一定影响。事实上,代表会议作为一种民主程序设计,当然受制于阶级利益和价值取向的限制,但为了让人民群众以常规化的、可持续的方式拥有政治能力,就必须有一定的制度形式来克服集体行动和合作的困境,一旦缺乏这些制度形式的支撑,或者仅仅把各界代表会议作为一种灵活的工作方法,可能会使民主的实质内容无法得到切实有效的实现。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zhlw/20171010/72642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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