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中国的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及其治理

【作者简介】刘小龙(1982-),男,湖南邵阳人,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网络民粹主义问题研究。 作为现代政治舞台上不时闪现的幽灵,民粹主义以不同的形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乃至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呈现,关于民
阅读技巧Ctrl+D 收藏本篇文章
【作者简介】刘小龙(1982-),男,湖南邵阳人,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网络民粹主义问题研究。 作为现代政治舞台上不时闪现的“幽灵”,民粹主义以不同的形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乃至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呈现,关于民粹主义的研究也有多种理论阐释,超越意识形态之争的民粹主义动员视角正在引起学界关注。在当代中国,民粹主义主要活跃于网络空间,以网络民粹主义的形态呈现出来。关于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的研究,学界形成了“控制/抵抗”、“消遣/娱乐”两种对立的分析视角①。笔者认为,这两种视角在本质上是一种“宏大叙事”,对网络民粹主义的复杂性、多变性,尤其是对媒体变革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微观互动关系解释乏力。为此,本文从社会动员的视角来考察当前中国的网络民粹主义,通过对近年来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案例分析和跟踪研究,尝试对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境况和特点做出理论概括。 一、宏观与微观:动员视域下的网络民粹主义 关于民粹主义的理论阐释主要有意识形态、社会运动和政治策略等三种视角。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民粹主义“断言道德纯洁的、同质化的人民与那些精英和危险的他者之间存在对立关系,描绘后者正在或者试图剥夺人民的权力、价值、富足、认同以及声音”①。从社会运动的视角来看,民粹主义通常指魅力型领袖发起、人民积极响应的针对于特权集团之间的斗争,旨在将人民群众从各种危机、尤其是精英的威胁中拯救出来。②从政治策略的视角来看,民粹主义被理解为政治人物运用的政治手腕、政治话语和政治风格,譬如“简单直白的语言风格、极端化思维和对于他者的社会想象”等③。这三种理论视角揭示了民粹主义在不同语境中的复杂性、多变性,如何构建共识性理论框架一直是民粹主义研究的难题,动员视角对此做出了新的探索。 动员视角,关注民粹主义政治人物及其追随者在行动中的突出特征及其过程,把分析重心从抽象的民粹主义概念转为具体的民粹主义实践,从宏观的国家一社会视角转变为微观的社会事件审视@,在本质上是一种建构主义的研究理路。美国学者罗伯特·杰森的分析颇有代表性,他把民粹主义动员视为一项持续不断、规模宏大的政治工程。在这项政治工程中,原来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被动员起来,加入到抗争性的政治行动中,宣扬一种反精英或者民族主义的论调⑤。民粹主义动员通常包括大众动员和民粹话语两个要素,大众动员明确了动员的对象是社会边缘群体,民粹主义话语则为动员提供道义支撑、解释框架和动员能量。大众动员和民粹主义话语不可分割:民粹主义动员将民粹主义话语灌输到大众动员中去,民粹主义话语是大众动员能够成功发起的关键因素,大众动员则使大众政治行动中的民粹主义话语具体化。在这里,用民粹主义话语而不用民粹主义价值观念来表述,主要是为了凸显它在动员中的“实践”功能。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媒介日益成为社会动员中新的结构性要素,推动着民粹主义动员从现实生活走向网络空间,从宏观系统走向微观事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一个富有启发的观点:现代民族是被媒介和符号建构起来的“想象共同体”⑥。可以认为,民粹主义通过对“人民”的认同建构了一种类似于民族主义的“想象共同体”,这种建构在网络空间中变得十分容易。网络技术改变了社会交往方式,“群体的形成变得犹如探囊取物般容易”⑦,共同体的塑造越来越不受制于地理空间的限制。那些相距遥远的分散个体,可以轻易越过国家权力的管辖边界,通过话语符号和共同情感的勾连,形成一个个具有共同利益和共享价值观念的共同体@。这种变革的必然后果就是:权力结构的悄然变化。可以这样讲,谁能操控媒体,进而能够动员数量众多、规模巨大的网民,谁就在网络时代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 既然网络时代的大众动员变得轻而易举,动员起来的大众又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那么,绕过复杂的政治系统,直接回应大众的诉求,挟民意之威来撬动政治系统的杠杆,理所当然地成为政治人物和社会行动者的重要策略,这是当前民粹主义浪潮席卷全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主体来说,可以分为民粹主义政治人物和社会抗争者两大类。前者主要表现为民粹主义政党和政治人物的网络动员,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法国“国民在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等,他们都擅长于通过社交媒体开展民粹主义动员,热衷于煽动民众对于传统政治精英的不满,以此攫取选票和获得政治支持。后者则表现为社会行动者运用社交媒体发起抗争性动员,譬如“占领华尔街运动”喊出“我们代表百分之九十九”的口号,动员民众一起声讨贪腐的华尔街金融精英。 在中国,基于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复杂互动,网络民粹主义动员也在兴起且持续发酵。为了准确把握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境况和特点,笔者采用案例分析法和话语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把“民粹主义话语”①、“针对于大众的动员”和“发生在网络空间”三个要素作为案例选择标准,对中国网络动员事件进行了系统梳理。力图通过“以点带面”的案例分析和话语分析,把握当前中国网络民粹动员的突出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大致经历了萌芽、形成和蔓延三个阶段,各个阶段的动员情况与特点见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动员是一种内生型的“变异”形态,主要表现在各类舆情事件的演变之中。从纵向的形态变迁来看,自上而下的动员一直是党和政府的政治优势,但是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兴起改变了这种格局,动员的主动权逐渐从党和政府手中转移到社会团体乃至普通网民手里,网民动员的强烈意愿及其突出的动员能力与政府动员之间呈现出一种“非对称态势”③。网络民粹主义动员被视为网络媒介带来的政治赋权,是大众政治参与热情高涨但参与理性不足的产物,也是大众现实参与路径有限、表达渠道不畅的一种激进反弹。从横向的民粹主义动员比较来看,与欧美国家民粹主义政党具有清晰的政治规划不同,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在政治上表现出很强的自发性,缺乏有组织的政党或者强有力的政治人物,也缺乏宏大系统的政治规划,自觉淡化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政治色彩,凸显社会动员意蕴,是中国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突出特征。 首先,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往往由具体社会议题所诱发,缺乏欧美国家民粹主义动员的宏大政治取向,主要属于社会动员的范畴。纵观近年来引发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案例,大体上围绕着“美化草根”和“仇官、仇富、仇权和反智”这一基轴,追随社会热点议题反复出现,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穷比富好、民比官好、多比少好”的网络定律①。“美化草根”和“批判精英”反映了当下中国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基本倾向,触发议题主要有关民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社会管理、改革政策制定和弱者维权议题,如近年来颇受关注的延迟退休政策、教育制度改革、房价飞涨等民生议题成为诱发民粹主义动员的主要因素。此外还有“涉官”、“涉富”和“涉权”事件,往往由官员、学者、富人、明星等社会精英的不当言行触及社会“痛点”所引发,譬如“天价烟”局长周久耕事件、李刚事件、表哥杨达才事件等均属此类。总的来看,引发民粹主义的议题呈点状分散状态,一次成功发起的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取决于多元因素的瞬间聚合。网络民粹主义动员针对的是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尽管在民粹主义话语中也经常流露出对制度的不满,但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发泄而不是明确的反体制政治表达,更没有出现取代现行体制的政治规划,类似于一种民意表达和网络请愿,希望通过舆论压力来实现某种具体而现实的诉求。 其次,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带有明显的情绪宣泄和大众狂欢的特点。情感动员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动员中的功能十分突出,通常以一种悲情或者狂欢的姿态呈现出来,势必带来语言暴力充斥网络空间的消极后果.这在弱者维权和针对于社会精英的泄愤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情感动员的过度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网络空间提供了现实生活中难以觅得的情感宣泄机会。“一面是代表传统权力的主流媒体的强行灌输,一面是普通观众的集体失语,而失语并不是观众不愿意表达,一旦他们找到了恰当的出口,就会大面积地释放……在网络空间,人们得到了自我的解压、情绪的宣泄,张扬的人的自由个性,这对现实中难以找到宣泄出路的人们来说,是一种宝贵的、必要的自由。”②可见,网络民粹主义动员模糊了政治动员和文化抗争的边界,宏大政治主题淡化,网络文化表演、网络大众狂欢凸显,由此也引发了关于网络民粹主义动员性质的争议: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究竟是一种积极的政治抗争还是一种消极的文化狂欢?只能说,这种所谓积极/消极、政治/文化的分野本身就是可疑的,以情感动员作为要素的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兼容了多种复杂的元素,带来了复杂的后果。 最后,就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效应来看,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经常汇聚成一股激进的舆论浪潮,造成“集体围观”的压力,结局往往是两种:要么因自身的周期性特征而偃旗息鼓,要么通过相关部门的现实干预来达成某个具体的目标,因而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在看似暴烈的话语垄断背后隐藏着虚弱乏力、自我限制的本性。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动员所具有的“抗争性”,正如罗伯茨所言:“民粹主义动员,就是给人民赋权,以便同现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相对抗,因而民粹主义动员总蕴含着抗争性的味道。”③在当前中国,这种抗争主要表现为网络空间中的话语争夺和身份认同,是一种主要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出来的权力博弈④,这与一些学者期待建构的“网络公共领域”相距遥远,也没有迹象表现网络民粹主义动员预示着代议制民主的终结或者直接民主的复兴⑤。可以预期的前景是不断提出网络协商民主的新要求,强化网络激进民意表达的新空间。 二、精英与草根: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主体互动 作为针对于草根的动员,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由谁发起、何以发起?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的网络民粹主义是一种“分散型的,没有代表,没有机构,分散在各个地区的民粹主义者直接地在网上发表意见,甚至直接采取行动,这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极端化的运动。”①诚然,中国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并没有出现全国范围的大浪潮,也未出现民粹主义政治领袖或者民粹主义政党的组织策划,但据此断言网络民粹主义动员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运动则过于偏颇。这种观点缺乏对网络民粹主义动员主体的深入分析,尤其是忽略了网络空间中意见领袖在发起、煽动和组织网络民粹主义动员中的突出功能。 事实上,网络民粹主义动员是意见领袖与普通网民互动所致,交织着“为民之粹”的精英维度和“以民为粹”的草根维度②。如果没有意见领袖的参与和支持,网络民粹主义不过是乌合之众的聚合,难成气候;如果没有众多网民支持和点赞,意见领袖就只是孤家寡人,孤掌难鸣。一方面,以意见领袖为代表的社会精英在网络民粹主义动员中具有突出优势,网络民粹主义动员若不能得到意见领袖的支持和关注则难以发起。另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边缘群体、底层民众创造了一个成本低廉、方便快捷的电子公共空间,那些刻意保持与现行体制之间的距离,甚至故意表达对社会精英和政治制度的不满的人,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网民的点赞和关注,从而强化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可以说,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存在着“多数人的小努力和少数人的大努力”③,意见领袖和普通网民之间的互动是动员不可或缺的要素。 一方面,意见领袖在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发挥着关键作用。网络意见领袖在信息传播、文化和知识资源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他们的影响力可能来自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和资源优势,也可能来自于他们在特定事件中的信息获取能力、观点的代表性和吸引力。网络意见领袖能够在多元话语博弈中脱颖而出,能够充当意见领袖的草根网民更是话语竞争的结果,譬如表哥杨达才事件中在众多网友中凭借专业知识脱颖而出的“鉴表哥”,东莞扫黄事件中的博主@作业本。在“信息过剩而注意力有限”的网络空间,以人民代表自居、煽动激进民意、表达对于精英和体制的不满,往往成为意见领袖们获得大批网民支持、带来巨大舆论效益进而攫取个人名利的重要策略。近年来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但凡涉及敏感的社会政治议题,尤其是关涉社会弱者与精英之间的冲突时,一部分意见领袖自诩为草根的代言人,刻意保持与主流舆论不同甚至对立的姿态,对社会精英进行冷嘲热讽,对现行体制找茬挑刺,由此带来网络舆论与主流舆论之间出现分歧、矛盾乃至对立的舆论景观。 随着微博、微信在信息分发、舆情导向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微博、微信逐渐取代了公共论坛,成为民粹主义动员发起最重要的平台。微博消除了“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个体和群体以及事实与想象之间的界限”④,微博意见领袖发起民粹主义动员一度屡见不鲜。一些微博大V以革根代言人自居,刻意塑造关注底层、贴近草根和反对精英的形象,一旦出现某个重大热点议题,他们就马上开展网络民粹主义动员。2014年2月,央视暗访东莞色情业的报道播出之后,主流媒体对东莞色情行业泛滥进行批驳,但草根网络写手@作业本等意见领袖则完全采取相反的立场,发布“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的帖子,仿照汶川地震时的动员句式,喊出“平安东莞!!!天佑东莞!!!东莞挺住!!!东莞不哭!!!”⑤的口号。在网络空间形成与主流媒体针锋相对的网络舆论,并带来轰动效应,这些意见领袖的微博点击率和关注度也迅速蹿高。随着微信的普及,一些微信公众号也通过民粹主义动员来赚取眼球、开展营销。譬如2016年9月杨改兰事件见报之后,以“格隆”为笔名的金融从业者,在“格隆汇”微信平台上发布《盛世中的蝼蚁》一文,在微信朋友圈被大量转载,带来“刷屏”效应⑥。 值得关注的是,意见领袖并不是孤军奋战,他们通过相互的关注、转发和评论形成了一个能量巨大的舆情圈层。立场相同、观点相似的意见领袖之间相互关注,构建了包括“核心圈层:议题信息”、“扩散圈层:议题在不同群体扩散”和“围观者舆论塑造圈层一舆论规模”在内的信息发布和舆情扩散圈层。其中,核心圈层提供核心信息、观点和意见,扩散圈层拓展传播范围,围观阶层则体现了意见领袖推动之下的关注而形成一种舆论压力和“围观政治”①。显然,意见领袖的圈层化进一步强化了观点的自我确证,大大提升了在网络动员过程中的议程设置和影响舆论的能力。 另一方面,数量庞大的匿名网民成为网络民粹主义的主体基础。民粹主义迎合了当前中国社会弥漫甚广的“弱者心态”,以非理性的方式反映了社会公正诉求,数量庞大的匿名网民成为网络民粹主义的主体基础。网民的构成结构比较复杂,他们接受民粹主义话语也具有多种原因,既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草根民粹,但更多的是在“弱者心态”弥漫下、“平等话语”诉求中建构出来的主体。草根民粹主要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弱势群体,包括下岗工人、农民和城镇平民等。这类人群一般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话语上往往体现出比较鲜明的平民风格。尤其是下岗工人、城镇平民倾向于运用激进的话语,来表达对于分享发展成果、追求社会平等的政策主张,他们的民粹主义冲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弱势群体对社会保障不力发出的预警信号②。 更多时候,网络民粹动员所裹挟的网民并不能全部还原为现实生活中的草根、大众和社会底层,这种身份是在特定情景中由话语和议题所建构出来。对他们来说,主观的心理认同和横向的社会比较,而不是客观社会阶层的归属在民粹主义动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既可能是一种积极的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也可能是由普遍的政治不满情绪和批判社会精英的意识所建构的“抗拒性认同”③。这种主体的身影在众声喧哗中难觅其踪影,难以还原其社会身份,且在不断游移。无数匿名的网民在特定的时刻、特定的议题上成为了网络民粹主义者,但在别的议题上或者在别的时刻,他们又可能实现另外一种身份建构,甚至坚决地反对民粹主义。 当前中国意见领袖与网民之间的互动何以能够生成?从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实例来看,这种互动并不是因为他们有高度的政治共识,也不指向清晰明确的政治规划,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利益因素的影响,背后的利益交换法则隐约可见。意见领袖和草根的互动,不仅仅是动员与被动员关系,还是一种社会交换关系,是一种“作为交换的政治”,是互惠原则和交换原则在网络平台上的延伸④。简单来说,意见领袖获得个人名利和商业利益,草根和普通网民获得舆论关注和情绪宣泄的机会。当前中国的网络空间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是一个新的名利场⑤。由此,意见领袖与普通网民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一种利益驱动的“商业民主”.民主只是博眼球,挣取知名度、粉丝拥戴、获得利益、赢得上位的工具和手段。⑥目前尚无证据说明网络意见领袖是否具有政治目的,但他们以此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却是显而易见的:譬如@作业本出版了畅销书并应邀参加电影拍摄,发布《盛世中的蝼蚁》一文的“格隆汇”就是一个金融投资的营销和广告平台,该文下端也链接有影响广告,无怪乎有评论者直指该文是通过民粹主义动员打造的“带血的10万+”⑦。对于普通网民来说,寻求网络关注、诉诸于激进舆论是一笔成本很低、风险很小而收益巨大的买卖,是撬动政治杠杆、发泄不满情绪的有效渠道和博弈手段。可见,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动员渗入商业逻辑和营销策划等复杂因素,也隐藏着民众对于“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这一潜规则的心理期待,在商业逻辑的推动之下,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呈现此起彼伏、反复发酵的态势,并不可避免地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三、不满与愤怒: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情感动能 作为缺乏清晰政治规划的动员活动,情感动员成为贯穿网络民粹主义动员整个过程的一条线索。不满、怨恨、愤怒和悲情等情感因素成为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得以发起的社会心理基础,也是网络民粹主义动员把众多与事件并无直接相关的网民吸引进来,进而形成一个相互感染的行动集体的关键因素,并最终在情感的推动下共同指向社会精英或者现行体制,对其施加难以遏制的情感宣泄。笔者考察了《你是不是如同我的母亲一致宝马事件里的农妇》、《东莞挺住!!!东莞不哭!!!》、《特大交通事故现场官员满面笑容,情绪稳定》和《盛世中的蝼蚁》等四篇动员文本,发现这些文本都体现出了十分鲜明的情感动员特征,情感动员贯穿整个动员过程,发挥了关键作用。 首先,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往往源于网民普遍的不满心理,并在具体情境中被某个具体话语所引爆。当前,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在很大程度是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情绪在网络空间中发酵所引发,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社会心理和情感倾向,它的根源还需要从现实生活中去寻找。毋庸讳言,在改革的进程中产生了诸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社会保障不全等问题,并由此激发了大众对于社会平等的渴求,尤其是改革过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草根民粹产生了失望、不满和愤怒情绪。同时,个别社会精英的不当言行、少数官员的贪污腐化刺激了民众的不满和愤怒心理,民粹主义话语所描绘的“社会精英正在剥夺或者试图剥夺人民权力、财富、价值和话语”在他们中具有相当的市场。如果说现实生活中这种情绪发泄是零散和个别的,网络空间则为这种情绪的聚集和集中发泄提供了平台,同时又大大降低了发泄情绪所带来的风险和成本,由此塑造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得以发起的社会心理氛围。可见,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具体议题和针对的对象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和突发性,但它的情感逻辑却是清晰可见的。 从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实例来看,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往往戳中了网民心理上的“痛点”,点燃了网民的愤怒情绪,一则网络谣言或者某一个话语细节就可以充当动员的导火线。譬如宝马撞人事件中作为贫富对立标签的“宝马”车和“三轮车”的渲染,李刚事件中“我爸是李刚!”引发的网民愤怒情绪,尽管无从还原这句话的真实语境,但它在网络空间中点燃的愤怒情绪却是真真切切的。“药家鑫”事件中关于药家鑫是“官二代”的谣言,成为舆论鼎沸的推动因素;表叔杨达才事件中的局长在事故现场的“微笑”表情更是招致人肉搜索的关键;天价烟局长周久耕发表的“严厉查处降价卖房的开放商”言论,刺痛了民众对于高房价的愤怒情绪;郭美美的炫富行为点燃了民众对于贫富差距拉大的不满和对于富人奢侈任性的愤怒。 为进一步检测网络民粹主义动员情绪的普遍性,笔者选择了2015年《微博意见领袖百强榜》中前50位大V作为研究对象,分201 5年2月1日到2016年2月1日、2016年2月20日到3月20日两个阶段搜集他们的全部微博,共搜集到413133条微博,然后对其进行LIWC语词分析①,描绘了这两个时间节点中意见领袖的焦虑、愤怒和悲伤情绪演进曲线。结果显示,愤怒情绪明显高于焦虑与悲伤情绪;前者的焦虑和悲伤情绪与后者趋势类似;前者愤怒情绪的波动明显高于后者。可见,微愤怒情绪在微博大V中具有相当的分量和弥漫性的特征,而这种愤怒情绪往往是民粹主义动员发起的情绪动因,它们犹如漂浮在网络空间中的病毒,在伺机捕获能够得到表达的具体议题和对象。 其次,情感发酵、爆发是网络民粹主义动员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西班牙学者保罗·杰尔鲍多认为,网络空间就如同舞台剧,不仅创造了一种象征性的“在场感”和身份认同,把遥远分散的个体在网络空间中聚集起来,而且助燃了一种共同的愤怒、挫折、焦躁等情感动力,借此发起一场场轰轰烈烈的集体行动①。网络空间中的互动伴随着主体持续不断的解构和重新建构,在此过程中,主体的经济社会身份等外在特征被遮蔽,脱离了社会角色约束的本能、兴趣和情感则被凸显甚至被夸大,成为“简单得可笑”的动员活动之内在动力。纵观近年来中国发生的民粹主义动员实例,都呈现出强烈的煽情倾向,往往“以悲情叙事、蒙冤叙事、苦难叙事、情感渲染和道德谴责等‘社会剧场’手段作为话语策略”②。 网络民粹主义动员擅长于悲情叙事和对抗性叙事,并经常将产生悲剧的原因导向精英乃至现行体制,从而增强“精英压制草根、权势扭曲法律、强者欺凌弱者”的情感动能。譬如在2003年10月发生的宝马车撞人事件中,网络评论极力渲染肇事者驾驶的车辆为价值127万的宝马,受害者驾驶的却是农用四轮车,装载的是赖以谋生的大葱⑧。“精英”和“草根”两种话语符号形成鲜明对立,发挥着点燃怒火和情感动员的功能,其中一篇题为《你是不是如同我的母亲——致宝马事件里的农妇》④的文章在网络空间广为流传。在这篇文章里,对身为草根的受害者进行了道德上的讴歌和美化,并通过“如同我的母亲”赋予其神圣的光环,同时运用移情效应来赢取网民的同情,对开宝马车的精英进行道德控诉,点燃了无数网民对于草根的同情,对于富人的仇视情绪,号召更多的网民一起声讨、人肉搜索被贴上“富二代”、“官二代”标签的肇事者。 如果说早年网民情感控诉的对象是具体的官员、富人或者明星的话,近年来频频出现反体制情感动员需要警惕。《盛世中的蝼蚁》一文就很有代表性。该文以一种浓厚的悲情乃至绝望情绪来渲染,或者更准确地来说是想象了“杨改兰事件”的发生逻辑。文章开篇先不讲事实,而是定下感情基调:“看到杨改兰的事件时,格隆真实感受到一种无法呼吸的窒息,胃部阵阵痉挛绞痛,随后泪水不由自主溢满眼眶”。文中充满了“无法呼吸的窒息”、“埋入地下的新衣服”、“偷鸡腿妈妈”、“如同隐形人的黑户”等细节描绘和情绪渲染,把杨改兰的家庭惨剧归因为“社会性”问题和“体制性”悲剧,批判的矛头直指现行体制。在文章的结尾喊出“一个国家是不是真的强大,是看你怎么对待你的弱势群体!”的口号,极具煽动性⑤。该文通过一系列情感动员手段包括煽情、影射、想象、诱导等,不断触及民众情感“痛点”,不仅描绘了精英和草根之间的分裂和对立,而且以情感动员和道义拷问来批判现行制度。 最后,就其动员的发展趋向而言,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后果充满了不确定性。法国思想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描绘说:“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结果就是“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都转移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⑥在大众心理和强烈情感的裹挟下,网络民粹主义动员一旦发起就难以控制,观念的交叉确证在不断推进,网民在认同和反抗的双重逻辑推动下,不断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划清敌我之间的边界,最终导向群体极化效应,在民粹主义话语中实现一种想象性的报复,甚至演变为象征意义上的多数人暴政。这一效应在夏俊峰事件中尤为明显,刺杀城管的夏俊峰被描绘成一个敢于抗暴的英雄和斗士,网络上弥漫着对夏俊峰的同情和推崇,少数为城管辩护的理性声音被汹涌澎湃、一边倒的情绪浪潮所压制⑦。在该事件中,大众对城管的刻板印象、动员过程中的“污名化”效应和民众在动员过程中积累的炽烈情感,同时指向“城管”这一具体的对象,网民在一边倒的情感宣泄和道义审判中进行集体性的话语施暴,城管及其家人作为受害者的一面则被暴烈的群体情感所湮没。 从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情感演进态势来看,当前中国民粹主义动员同时存在着“表达不满的逻辑”和“催生不满的逻辑”双重逻辑。前者指的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政治不满,由此网民把网络空间作为表达、发泄这种现实生活中不满的渠道,这一逻辑强调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不满为因,而网络民粹主义动员表现为果;那些对政治不满的民众在网络空间中更容易阅读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引起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政治不满的共鸣。后者则指网络空间中的信息传播和舆论风向诱发、加剧了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情绪,网络民粹主义是因,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是果。这种双重逻辑体现了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对当代中国社会影响的复杂性及其自我强化。换言之,网络空间中人们的不满情绪并没有因为得到宣泄而得到消除或者减弱,反而可能聚集起来,成为冲击现行体制的一种破坏性力量。由此也提醒我们,网络民粹主义的情感喧嚣与现实政治的理性思维并没有呈现出一种正向关系,二者的复杂互动值得深入探究。 四、预防和疏导: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治理策略 总的来说,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动员是在热点议题触发下间歇性发作的现象,显示了与国家分离、异质有时候甚至是对抗关系的社会力量在增长,但这种力量并不指向有组织、有计划的和大规模的政治规划,在很多时候是社会精英的骄横行为和社会底层成员对于特定议题或者事件的自发反应触发的偶然事件;它看似是去中心化的、弥散化的方式呈现,但是在主体的维度上是意见领袖和网民之间互动所释放出来的一种能量,在投射了社会草根阶层的自发政治诉求的同时,夹杂着网络媒体发展带来的商业效应;它模糊了政治维度和文化维度,交织着悲情、戏虐和狂欢等情感要素,在大众的情感宣泄当中埋藏着娱乐狂欢的种子;它具有自发性、小规模、地方性和彼此孤立的特征,缺乏内在的意识形态勾连和严密的组织性链接。因此,对于网络民粹主义治理需要在预防和疏导上面下功夫,采取标本兼治理、宽严适度、针对性强的治理策略。 首先,坚持标本兼治的思路,通过强化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来推动社会公平正义,从根本上预防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滋长。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一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①民粹主义动员所建构的对内认同和对外抗争,根源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分化、民生问题突出、社会分配不公等诸多问题,是大众政治参与激情有余而现实参与路径有限的替代物,包含着大众朴素的追求社会平等的愿望和渴求分享发展成果的心理期待。因此,在经济和社会层面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社会问题,逐步完善国家治埋和社会治理;在政治层面进一步完善协商民主机制,通过制度性吸纳来整合作为自发性政治参与冲动的民粹主义情绪,构建政治系统与网络民意之间的畅达沟通渠道,是预防民粹主义动员频发的治本之策。唯有如此,针对于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治理成效是长期的和根本性的,而不是暂时性的、运动式的,从而有效防止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报复性反弹。 其次,坚持仔细甄别的思路,对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性质和类型加以区分,并采取区别性、有针对性的治理对策。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往往掺杂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多种复杂因素,因而对其治理需要仔细甄别具体案例中的性质及其影响,其中可以粗略分为草根维权类型、针对于社会精英言行不当的情绪发泄类型、商业利益裹挟类型和娱乐狂欢类型等四种类型。当然,这种分类只是相对的,某个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可能同时交织着以上四种因素。对于草根维权类型的网络民粹主义动员,治理策略主要是拓宽协商民主渠道,回应民众诉求,及时解决问题,在很多时候应当把草根维权类民粹主义动员作为了解民意、反馈民意以及官民互动的契机,从而进一步改善社会治理的理念、路径和策略。对于社会精英的不当言行引发的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如雷政富事件、周久耕事件、杨达才事件等,则需要及时启动追责、问责程序,实现与少数官员的及时切割,尽量把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对于商业利益裹挟类型的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则需要适当管控。对那些故意制造谣言、煽动民怨、针对政府的网络推手、维权律师、曝光记者和公知大V,需要适当管控,尤其是对于煽动谣言或者蛊惑民众的人则需要依据相关法律采取相应处罚。对于娱乐狂欢类型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关键是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以积极的文化引导来提升网络文化欣赏品味;同时为其划定法治边界,尽量避免其对个人隐私和社会安全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再次,完善管制和培育相结合的治理策略,有针对性地引导网络民粹主义动员过程中的意见领袖。目前,针对于网络意见领袖主要采取了管制和培育相结合的策略,从硬性管制走向软性沟通是治理的基本趋向。就管制层面来看,2013年8月公安部采取的专项网络整治运动和2016年2月份采取的针对于少数网络大V的管制举措取得了一定的短期效果。根据笔者对201 5年2月1日-2016年2月1日与2016年2月20日-3月20日TOP50微博大V内容的正负情绪的比较分析,发现前者正情绪低于后者,负情绪高于后者。从这个统计结果来看,针对于少数网络大V的管制,有助于在网络空间正情绪的增长和负面情绪的消减。 然而,根据更为细致的LIWC关于焦虑、愤怒和悲伤三种情绪的数据分析,发现二者的焦虑情绪大致相似,前者比后者稍高;后者的愤怒情绪高于前者;前者的悲伤情绪高于后者。具体情况见下表: 笔者认为,愤怒情绪比焦虑、悲伤与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关系更为密切。也即是说,2016年2月针对于微博大V的管制活动尽管实现了社会正情绪的上升和负情绪的下降,但愤怒情绪却相应地增长了。该分析结果提醒我们,针对于网络民粹主义的管制效果可能是短期的,这种愤怒情绪是否会转变为长期的民粹主义动员酵母,需要进一步观察。由此带来的政策启示是:积极探索从硬性监管向沟通善用转变的工作机制,强化对新意见阶层的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建立与网络意见领袖之间经常性、多层次的沟通机制,创造条件让那些弘扬正能量的网络意见领袖发声,在网络事件中邀请网民代表以调查组、真相调查团的方式参与进来,成为网络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发挥他们的专业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引导社会舆论,有效化解社会风险;另一方面,通过专题论坛的方式,创造机会让不同身份、不同立场的网民进行开放式的对话和交流,可以有效防止网络大V在观点上走向群体极化。 最后,强化危机管理意识,在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各个发展阶段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尤其是要针对网络民粹主义动员过程中的情感发酵和情感动员进行有策略的引导。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演进过程一般分为引发期、发展期、高潮期、处理期、平息期和反馈期几个阶段。而对于网络负面情绪的疏导尤其是对愤怒情绪的引导成为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关键环节。针对于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回应,需要密切关注重大社会政策信息披露对于公众心理和情绪的影响,事先做好相关预案工作,在信息发布过程中注重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既注重信息发布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又做好信息发布可能带来的情感冲击,并选择适当的方式、合理的平台和恰当的话语来发布信息,尤其是注重开拓社会民众参与话题讨论的有效渠道,及时进行情感分流和泄洪,防止负面情绪尤其是愤怒情绪的积累和瞬间爆发。 除了对于负面情绪的严密监控和有效疏导,网络民粹主义动员治理还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环节:其一,对激发网络民粹主义动员的社会议题做全面的整理归类,对民生事件、公权力形象议题、司法事件、安全责任事故等进行分类总结,并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逐步解决,这是一个基础性也是长效性的工作。其二,对网络民意进行有定期、有针对性的搜集和监测,对那些可能引发动员的舆情苗头进行关注和及时的解决。其三,在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发起之后要迅速开启舆情危机应对程序,坚持黄金24小时的应对原则,及时准确地发布权威信息,掌握传播主动权。具体的策略选择包括信息公开、积极沟通、情感疏导和官员问责等,尤其是政府部门要避免堵、躲、拖延和敷衍等态度,尽力避免“民议”变成沸腾的“民怨”,最终使得政府信任受到严重影响,民众怨恨进一步加剧。其四,及时总结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应对的经验和教训,在技术管理、平台建设、议题观测、应对策略等方面进行反思和完善。 [责任编辑赵长峰]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zhlw/20171010/7264877.html   

论当前中国的网络民粹主义动员及其治理相关推荐

  1.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文化治理
  2.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
  3. 居民主体性的培育:社区治理的方向与路径
  4. 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建设的新理念、新实践与新
  5.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文化理论创新及其时代特征
  6. 胡塞尔的符号意识理论及其修订
  7. 现代禅学顿渐关系的重构及其取径与概念
  8. 党建协同、组织互嵌与人口流入型地区治理——
  9. 以三社联动促社会治理创新的机制研究——基于
  10. 我国真人秀节目的消费主义倾向及其批评

------分隔线----------------------------
联系方式
微信号

优发娱乐

热点论文
  1. 认证空间
  2. 信用说明
  3.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