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利到知识:公民参与研究的视角转换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民参与理论就在学界备受关注,参与论者就公民参与的必要性和参与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就参与的必要性而言,参与论者认为一方面只有通过广泛的公民参与,才能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和自我发展,使公民成为具有公民精神、公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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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民参与理论就在学界备受关注,参与论者就公民参与的必要性和参与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就参与的必要性而言,参与论者认为一方面只有通过广泛的公民参与,才能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和自我发展,使公民成为具有公民精神、公民美德的真正的公民,从而推动真正民主的实现①;另一方面为了确保公共政策过程和结果更加反映民意、保护公民利益,公民需要通过参与政策过程来表达诉求,而公共政策也只有经过公民理性的、自由的辩论和协商,才能满足复杂社会对政策理性的要求,才具有合法性和认可性②。 就参与的作用而言,参与论者认为公民参与对公民本身来说有助于实现公民身份,培育公民资格,塑造现代公民③,并且使公民能够影响资源配置,实现对自身权益的追求,同时关注公共利益的实现④;对政府而言公民参与有助于改善政府与公民间的关系及提升政府的决策质量,从而实现善治⑤。 以上研究多是从公民权利的视角来对公民参与进行的探讨。虽然公民参与已成为了现代国家民主发展与治理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但在实践中却遇到了一些困境甚至是出现了违背参与初衷的情况。当面临这些困境时,我们是否有新的方法予以应对?基于对这个问题的好奇,笔者发现从知识的视角重新看待公民参与,也许能为我们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相较于权利视角而言,为何要从知识视角研究公民参与?知识视角如何影响公民参与的结果?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二、从权利到知识 (一)权利视角下公民参与研究的困境 虽然公民参与的目的是维护公民权利,以期推进民主进程和提升治理质量,但在实践中却遇到了不少问题,受到了诸多质疑。 1.参与的困境 首先,公民参与本身在实践中没有达成预想的目的,出现了违背初衷的现象与结果。比如消极参与的问题。公民参与假设公民具有公民精神,热衷于追求自身利益,密切关注公共利益,所以会积极参与到各种公共活动中。然而,研究发现公民参与时常呈现出消极的态势。公民对参与反应冷漠,缺乏参与的意愿,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公民资格严重匮乏。①而且,公民作为有限理性人,通常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在进行参与时功利性较强,先进行成本一收益分析,对于给自己带来较大成本或增加负担的公共问题,选择不参与或被迫参与、敷衍了事,呈现出“搭便车和看门人’’②状态;而对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问题,公民才有较高的积极性③。而这种现象在我们国家尤为严重。 此外,公民参与最重要的是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参与理论一直强调基于对话的协商对参与结果的积极意义。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时常出现对话失败、参与结果违背参与目的的现象。由于对私利的过度关注,容易使对话过程变成利益的争论过程,造成对公共利益的漠视、谈判陷入僵局或“零和”博弈的局面,使得决策质量下降、决策进程受阻、社会风险突发;此外由于公民的参与能力不同,导致公民不知道该如何进行参与、不知道政策问题究竟涉及什么利益、不知道政策目标是什么。④这种能力的不足“限制了公民与行政管理者的有效对话与沟通,进而影响公民参与的有效性”⑤。 2.政府一专家模式的质疑 专家作为具有专业技能与理性知识的特殊群体,随着治理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在许多国家逐渐形成了政府一专家的治理结构。但是这种模式近年来却备受质疑与批评。由于“科学专家,擅长实现目标,但不擅长界定问题”⑥,并且科学技术或者理性知识也不能保证专家的价值中立与客观性,而且随着教育的普及与信息时代资讯的便利获得和快速扩散,公民也开始不断深化自己的认识、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所以,“建立在知识差异和信息不对称基础之上的金字塔管理机构和精英治理模式受到冲击”⑦。一方面公众很难再被专家的结论简单说服,并且公民开始对专家的权力越发担忧。另一方面公民对科技的“副作用”或“负作用”产生恐惧与焦虑,尤其当技术威权的失败导致严重后果的时候(如核能的使用)。所以公民开始要求在诸如空气与水的管理、控制危险废弃物、核能、DNA研究等复杂技术问题中进行更多的参与。①此时如果还站在传统的权利博弈的视角看待政府一专家模式受到的质疑显然是不合适的。 3.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从权利的视角来看,正因为政策过程与公民的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参与决策、推动执行、反馈结果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是权利的视角却无法解释与政策问题没有切身利益的公民个人或团体进行参与的原因。比如广州恩宁路改造过程中的大学生和志愿者团体的参与。他们与广宁路改造政策并无直接联系,改造也不涉及他们的利益。最初他们因恩宁路的拆迁问题而聚集时动机各不相同,在调研行动后才凝聚起来,并逐步深入当地居民,进入政策过程。②类似这样的情况,是不能简单地用权利视角去思考的,也不能简单地用公民的权利来进行解释。 (二)从知识视角对公民参与进行研究的原因 基于公民参与遇到的困境与问题,笔者发现,这些不能从权利视角进行解释的现象或是无法解决的困境或许可以从公民知识的视角予以重新审视。 首先,就公民参与困境来说,无论是通过参与使公民获得教育,让公民决定资源配置,还是形成代表公共意志的决策,公民的知识都是背后深层的作用机制。公民参与的意愿和能力,也都是公民知识的一部分。而参与中遇到的公民资格的问题、对话失败的问题、信任危机的问题等等困境,亦都是与公民知识的流通效果息息相关的。 其次,如前所述,公民参与本身是面对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治理困境所进行的行政改革的重要探索结果。而从知识的角度来看,正是不同政策主体的知识优势和劣势使得公共问题不再能简单地依靠一方力量而轻易解决。知识差异使得公民参与成为提升治理绩效不可避免的趋势。而传统权利视角下公民参与治理过程遇到的创新受阻、决策风险问题以及政府一专家模式的困境都可以从公民知识的视角进行重新梳理。 再次,对于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公民参与而言,权利视角已经无法完备地解释这部分公民进行参与的动机。而从知识的视角来看,也许正因为不同参与者的参与文化不同、知识背景不同、知识水平不同,这种知识上的差异促使持有不同动机的参与者加入参与过程、推动政策进展。 而且,就如权利不对称是参与的原因一样,知识也是不对称的。特别在传统的官僚治理模式中,知识的不对称十分明显。公民时常发现自己无法与专业人士竞争,他们的代表也遭受到排挤。③正是因为这样的不对称,使得政策过程有侵害普通公民权益的可能。而在科技不断发展和社会不断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现代国家中,也是这种不对称,使得政府一专家的双边决策模式受到质疑。传统社会对公民知识的压制和现代社会公民知识的迅速发展使得公共政策过程必须要引入公民参与才能真正实现对治理绩效的提升和公民权益的保障。 此外,如何行使权利是公民自己决定的,拥有权利不代表要行使权利,这种消极的自由在政治生活中也许还适用,但是在公共政策领域却不适用。公共政策领域需要积极的自由、主动的关注。而从权利视角来看,权利可行使可不行使的观念无法避免这种消极情况的出现,对公民本身来说对他人权利的行使也并不存在多大的需求。但从知识的视角来看,知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需的,而且知识位势差是一直存在的。从知识的角度来看公民参与,公民知识的作用和不平衡的态势使得公民的地位变得重要且主动,并且由于自身知识的不完备,对他人知识的需求也变得强烈起来。所以通过参与促使知识流通也许能打破这种消极的僵局。 总的来说,权利的不对称导致了普通公民权利受损,所以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实现自己的公民身份,公民要积极地参与到政策过程中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其中,公民资格是公民进行参与的逻辑起点,反过来参与又塑造了公民的公民资格。但是权利不对称有时却是无法避免的,公民资格也不是所有公民天生就具备的。相较于权利,知识不对称也应该是公民参与的逻辑起点;反之,不对称的知识通过对话进行流通与交换,也是促进参与目的达成的重要机制。从知识的角度来理解公民参与,也许更能解释如何通过参与促进民主的实现和善治的结果。 三、知识视角下的公民参与 (一)公民知识的三个层次 要分析知识如何影响公民参与,我们首先要界定公民知识的内涵。借鉴知识就是“吸收信息并了解如何使用它”①的界定,本文将公民知识界定为公民所拥有的并知道该如何使用的信息,这些信息涉及与公共问题或公共生活相关的信念、理念、经验、常识、技巧等内容。具体来说,公民知识的内涵又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1.参与文化 参与文化是影响公民参与活动的深层次原因,其中又包括参与传统、国家体制、相关制度设计、公民的社会心理等宏观层次的因素。这些因素影响着公民的参与意愿、规范着公民的行为方式。比如,参与传统包含了公民的政治文化、历史习俗,决定了政府对公民参与的接纳程度和公民进行参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一个有着参与型文化传统的国家其公民参与意愿较强,公民参与的顺利程度相对较高。制度设计则规定了谁可以进入参与活动以及参与者该如何参与。开放且包容的制度设计才会允许公民广泛进入参与过程。而包含了价值观、世界观、意识形态等内容的社会心理则决定了公民对参与的认同度及公民的行事方式;所以,参与文化层次的公民知识是影响一个国家的公民整体行为的文化性因素。 2.参与知识 参与知识是与公民的参与活动本身相关的知识,包括公民对参与所需要的技巧、经验、能力、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对有关参与的法律法规的了解情况。这个层次的知识影响着公民与行政管理者、专家、社会组织等其他参与主体的交流沟通结果,决定着公民参与的可能性、可行性、有效性及顺利度。参与经验丰富、参与技巧熟练、参与知识完备、参与能力突出并对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设计更加清楚的公民个体更有机会表达利益诉求和提出建议,更能够掌握对话中的话语权。 3.政策知识 政策知识是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知识。结合OECD对知识的分类,本文将政策知识分为以下几类:知事类知识,即关于政策问题是什么的知识;知因类知识,即关于政策问题起因的知识;知窍类知识,即关于政策问题解决方案的知识;知人类知识,即关于政策问题涉及的利益群体或者什么人能够解决政策问题的知识;地方性知识,即“在一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在该情境中得到确认、理解和保护的知识体系”②,是身在其中、身处当地的公民才会掌有的特殊知识。 当然,这样的公民知识界定只是笔者进行研究的初步尝试,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待继续发展和深化。 (二)知识如何影响公民参与 笔者认为,知识对于公民参与的影响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规范公民参与活动,决定公民参与质量 回顾已有的公民参与研究,“是否需要公民参与”、“什么时候引入公民参与”及“如何设计公民参与策略”是该领域主要关心的话题,但是这些话题都不能回避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公民参与的代表性问题。由于公民参与依然是一种代表性的活动,公民参与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民代表的表现。如果政府对代表的选择出现失误或者社会本身无法很好地推选代表,那么,不仅所有公民参与的积极预期都有可能无法实现,而且很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实际效果。所以公民代表的选择是公民参与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而公民参与的实践中也的确出现了不少由于公民代表选择不当导致的参与困境与参与失败现象。总的来说,不当的公民代表选择会导致消极参与、低质量参与等问题。而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公民知识的差异问题,并且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也是与之相关的。简单地说,良好的公民代表应该是具有较高参与意识、具备一定参与技巧、对所要解决的公共问题有一定了解的公民。 公民参与能否带来更好的公民、更好的政府及更好的决策等积极作用,首先取决于公民的参与文化。①参与文化塑造了公民与政府的价值观、功效感、对参与的认同度等社会心理②。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公民天生都是具有积极的公民精神的。就如Hansen所言,公民大致可以分为“消极者”(passive ones)、“站着的参与者”( standing participant)及“非常积极的公民”(wholly activecitizens)三种,他们对应的参与行为表现为“不参加”、“参加但只是倾听和投票”以及“参与并提出议案”这三种。③那么,如果参与的代表是前两种公民,显然不会产生公民参与理论预想的那种双赢结果。此外,行政系统对公民参与的态度也影响着公民参与的意愿,如果公民发现制度并不鼓励参与,他们也会渐渐失去参与的兴趣,或者失去对政府的信任,变得政治冷漠。公民参与的意愿和对参与制度的看法是影响公民代表性的第一个方面,这些都是由公民参与文化决定的。 影响公民代表性的第二个方面与公民个人的参与知识和政策知识这两个微观层面的知识有关。在公民参与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政治贫困”现象。④政治贫困表现为公民代表不了解参与的制度、不清楚参与的程序、未掌握参与的技巧,没有能力提出政策议题或发表政策观点等。由于每个公民的能力不同,如果公民代表的选择不考虑公民的参与知识差异的话就极有可能面对无效和低效的参与问题,最终还是不能代表公民群体发声、解决公共问题。而如果说公民的参与知识影响着公民代表有话不能说或有话不会说的问题的话,那么公民的政策知识则决定了决策质量高低的问题。具有良好政策知识的公民代表能够帮助决策者清晰政策问题、创新政策方案、做出政策选择;反之,则有可能导致问题界定的偏差、对创新的阻碍和方案的难产等问题。 此外,对于非直接利益群体的参与,从知识的角度来看,此类群体首先是具有较强参与意愿的公民,其次这类公民很有可能具有某些知识优势。例如广州恩宁路改造案例中的大学生与志愿者群体,他们的参与并不是为了保障或争取自身的权利,但是他们有较强的参与意愿,并且整个群体的知识背景涉及社会学、城市规划、建筑学、经济学、地理学、新闻学等各个领域,在与团体成员和当地居民的交流中,他们不仅运用自己的专业理性知识描述问题、分析问题,向决策者提供了本不具备的政策知识,并且用独特的方式为当地的居民利益发声,展现了他们的公共精神,实现了自己的公民资格,并在这个过程中也习得了政策知识、获得了参与知识。对此类人群而言,公民参与是通过知识位势差的现实来实现公共利益、成为真正公民的过程。 综上所述,选择什么样的人来代表公民进行参与是公民参与首要面对的环节。由于公民知识影响着公民的参与意愿和态度,规范着公民的参与活动,决定了公民参与的质量,所以公民知识是决定公民代表是否具有代表性的关键。笔者认为,成功的代表产生方法应该综合考虑公民知识的三个层次进行,才能有助于解决公民参与的代表性问题,从而提升决策质量,并培育真正具有公民资格的公民。浙江温岭的预算民主恳谈就是比较成功的公民代表遴选案例。 随机抽样是温岭市县两级预算民主恳谈普遍采取的甄选公民参与代表的方法。比如泽国镇2005年由每户家庭派出一人参加全镇的“随机抽样”和次年在全镇所有18周岁的选民中“随机抽样”的做法。@随机抽样的目的是扩大公民参与的范围,体现公民代表的广泛性和真实性。然而随机抽样隐含着一个假设前提是所有参与代表的参与文化、参与知识和政策知识没有差异。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随机抽样反而不能保证相关利益群体有机会参与其中,也不能保证参与代表有能力解决公共问题、提升决策质量。为此,泽国镇2012年尝试通过选民、精英和人大代表结合的方式进行参与。通过建立参与精英库,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从户籍在泽国镇的选民中通过随机抽取方式抽取恳谈代表(其中包括上一年恳谈代表的30%),从而保证公民代表涉及相关利益群体,另一方面从泽国镇预算审查监督参与库中选取精英代表,从而兼顾代表的参与能力问题。④而温岭市则是从2010年组建的预算审查监督参与库和人才库中随机抽选代表参加预算恳谈会,其中,参与库和人才库是通过组织推荐与公民自愿报名相结合的办法组建起来的②,从而保证参与的代表是“积极的公民”,解决消极的参与文化对公民代表选择的影响。图1展示了公民知识与公民代表选择方法之间的关系。 2.影响公民对政府和专家的信任 公民参与究竟是促进还是破坏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不同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持积极观点的研究认为,通过公民参与,能够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促进公民利益的表达,改善地方治理绩效,保障公民权利实现③;而公民通过正面接触政策制定者,“能够减少猜忌和误解”④。持消极观点的研究则认为,正是通过公民参与让公民发现政府的目标与自身的利益有时是相冲突的,也让公民看到了行政系统的“无能”或“不忠”,从而削弱或者瓦解了公民对政府的信任⑤;抑或是政府为了调和多元主体的利益,在面对对政策议题持两级甚至多级化观点的公众时,“左右为难”的政策制定者只好选择中间化的方案,结果“得罪”多数公民,从而丧失了信任⑥。 除了对政府表现出不信任以外,公众还对政策制定中的专家表示了质疑。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对科技的依赖越来越强,科学理性越来越多地主导了公共决策过程。然而,在参与的过程中,一方面公众由于自身知识的局限,依赖着专家的知识⑦。而随着各类风险事件的涌现,公众发现科技不是万能的,专家知识也未必是完备的,公众对科学研究本身的内容、方法、严谨性等产生质疑。⑧另一方面,公众对专家参与决策本身产生了怀疑,专家能否保持价值中立和客观性成为疑问。特别是当公众发现专家成为一个运用知识为自身谋利的群体后,“知识精英作为公共善的代表者和维护者的形象被动摇”①。 公民对政府及专家的不信任已经不能简单地用权利的视角进行解释了。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归根结底是公民知识与政府知识、专家知识的不对称导致的。这种不对称带来的不信任在环境问题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环境问题是对专业知识和技术要求都较高的问题,因此政府在遇到环境问题时会习惯性向专家咨询建议而非听取公民的意见。②而公民对环境问题中的风险的认识,远比专家想得多、想得复杂。并且,政府在相关政策问题上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和公民对安全性的追求是有偏差的。以往的环境政策制定环节中,即使有公民参与,也只是向公民传达政府与专家认定的知识,目的是让公众学习、接受已被鉴定的知识。③这种知识的差异和单向流动的结果造成了公民对公共政策的强烈反对,甚至导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广东茂名反PX项目④就是很好的反面案例。 早在2008年,茂名市政府就将PX项目纳入了城市规划中,并在《茂名日报》上刊登了环评公告。但是在2008年至2014年项目动工前,都没有引起公民的广泛注意。鉴于其他地区出现的反PX项目运动,茂名市政府为防止类似情况出现,在2014年初启动风险沟通行动,召开PX项目推广会。但项目推广会却召开得极其失败。首先会议主持人是官方人士,而且会议的唯一议程是播放《焦点访谈》关于正确认识PX项目的节目;其次,会议并未给予参与公民发声机会,并且只在参与群众强烈要求下才同意解答三个问题。由此激起了群众的反感,导致了后面的抗议事件。本来茂名市政府做了诸多的前期准备,并在动工前主动召集公民参与,但是却导致了政策的失败,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过程中至始至终都是政府在单方面强迫公民接受政府知识,公民参与过程既不关注公民的关注点,也不让公民表达自己的看法,知识的单向流动遭到拒绝,导致失败的公民参与。这种知识的不对称及单向流动过程如图2所示。 从知识的角度来看,要使公民参与能够改善公民与政府和专家的关系,首先要使参与过程是一个知识相互流通的过程。无论是希望公民能够扭转对风险的偏见,还是希望政府和专家能够做出更科学、合法的决策,都需要知识的流动、融合。只有知识多向流动,才能修正各政策主体的知识缺陷,达成共同的认识,由此消除公众对科学和专家的质疑,促进公众与政府的相互了解,提升公民对政府的理解与认同,改善各政策主体间的关系。 3.影响资源配置,解决公共问题,提升治理绩效 从权利视角来探讨公民参与对治理绩效的作用时,也出现了对立的观点。一方面,公众作为第三种力量,其对公共政策的参与被看作是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应对之策。诸多研究认为公民参与能够促使公众关注公共利益,保障公民的权利,提升公共政策质量。但是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认为公民参与会阻碍政策创新。笔者认为,公民知识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关键因素。 在如今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很多政策目标所涉及的利益是多元且冲突的。如果仅仅从保障公民权利的视角出发而揪住权利的平衡不放的话,是无法解决对私利的过分追求所导致的参与有效性低下的问题的。因为对私利的追求要么导致无法调和的利益冲突,促使公共政策陷入僵局;要么因为决策者的调和目的而使公共政策变成折衷利益的权宜之计而脱离代表公益的初衷。对于权利视角下的研究者而言,公民参与最重要的是要维护公民权利、实现公民身份。但是,如果公民参与不能解决公共问题,产生积极的治理效果,公民的权利又怎么能得到保障、公民身份又如何实现呢?笔者认为,相较于公民权利的实现,将解决公共问题、提高治理绩效作为公民参与的目的更加合适。从知识的角度来看,公民参与之所以能够促使公众关注公共利益、提升公共政策质量,是因为有积极参与的、具有知识优势的公民促成的;反之,公民参与之所以会阻碍政策创新或带来社会风险,是因为公民代表的政策观点与政府创新目标冲突,或者是因为公民代表的政策知识有偏差。 以往权利视角对于政府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政策方案而不是那样的政策方案的判断是政府的偏好发生了转移,认为公民通过参与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导致政府也最终改变了其偏好。然而,琼斯发现,是政府的注意力而不是偏好的转移引起了政策的产生与变迁。①政府和普通人一样,其注意力是有限的,之所以某些政策问题会提上议程,某些政策方案会被选择,是因为政府的注意力发生了转移。而政府、公民、专家等各政策主体的知识共同影响着政府的注意力转移。公民参与的深层意义也就在此。通过参与,各政策主体对话沟通,形成知识流动,公民与政府等参与者相互修正自身的知识体系、融合价值观念,共同明晰问题起因、界定政策问题、探寻解决方案,形成公共意志②,从而影响资源配置,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温岭市泽国镇2006年举办的城镇建设预选项目的恳谈案例是体现知识如何影响资源配置的典型案例。 2006年3月5日至20日,围绕本年度城镇建设预选的7大类38个项目③,泽国镇举办了一次民主恳谈会。由于这些项目涉及城市规划、环境建设等多个政策问题,并且关系到5000万项目建设资金的用处,所以需要通过民主恳谈来听取民众对这些项目的看法和建议,从而按照民意配置资源。本次恳谈会分为两个阶段,前期进行了项目论证、信息发布、主持人培训和随机抽选民意代表等工作。接着在会议举办阶段时,会前和会后两次对代表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公民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第一次问卷时排在前列的牧场路项目续建、联树工业区配套设施建设等项目在第二次问卷调查中排到了后面,而垃圾中转站.铁路车站区块规划、城区排涝改造等项目则移到了前面④。这其中知识流动影响资源配置的大致过程可以用图3表示。 在泽国镇的这个案例中,公民代表通过讨论,改变了对一些项目的看法,形成了新的民意结果,而这份讨论结果向政府传达了公民的知识信息,促使政府修正原先对建设项目的看法,按照民意重新分配资源,实现决策的合法性和公益性。 四、结论与讨论 公民知识作为当今复杂环境下的重要资源,深刻影响着民主进程与治理活动的结果,为公民参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视角o作为一个具有“和”文化的国家,“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文化理念为我国公民通过对话、协商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由于我国的政治传统、制度设计等因素的影响,加上诸多政策“拿来主义”的使用方法,我们国家的公民参与碰到了诸多困境。虽然从权利视角来看,公民参与是保证权利平衡的重要途径,但是权利视角下的参与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并且权利视角并不适用于解释政府一专家模式受到的质疑与无直接相关利益者的参与现象。所以仅仅从权利视角来看待与考虑公民参与的问题已经不足以面对当前公民参与遇到的挑战了。而从知识的视角来看,公民知识的不对称是公民选择参与或不参与以及如何参与的重要原因,是影响决策质量的深层因素,是重新审视参与困境的另一个思考角度。 当然,公民知识的视角是对公民权利视角的补充而非替代,两种视角都各有所长亦有所短,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不可否认的是,权利视角中也包含着对知识的关注,而对公民权利的认知本身也是一种公民知识。两个视角不同的地方在于知识在其中的地位——知识视角中知识是主体,知识流通是参与的目的;而权利视角中权利才是主体,维护权利是该视角的核心关注。所以必须强调的是,本文提出公民知识的视角并非是要全盘否定权利视角的作用,而是希望能够为解决权利视角下公民参与在理论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一个新的途径思考维度和解决途径。 此外,本文只是从知识视角探究知识如何影响公民参与的粗浅尝试,在未来的研究中,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比如在知识视角下如何选择策略、设计制度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参与的有效性、达成参与的目的?知识视角下的参与在实践操作中会遇到怎样的问题?时间、金钱等其他因素会如何影响该视角下的公民参与?以及如何解决参与过程中隐性知识显性化和传播的问题?特别是如何充分发挥权利视角和知识视角的优势,将两个视角互补融合,从而优化公民参与的效果?相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益于突破当前公民参与理论与实践的瓶颈,对我国的民主进程和治理活动大有裨益。 [责任编辑钱道赓]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zhlw/20171010/72648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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