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与发展现代化

【作者简介】陈翔(1979-),男,河南信阳人,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研究。 新的时代境遇需要新的发展实践,而新的发展实践呼唤新的发展理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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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翔(1979-),男,河南信阳人,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研究。 新的时代境遇需要新的发展实践,而新的发展实践呼唤新的发展理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开启和引领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新变革,为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从伦理层面来研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是现代道德理念的深刻体现,因而具有深层的伦理价值,这种伦理价值与发展现代化“相适应”,既不是伦理决定论的相适应,也不是机械发展观的相适应,而是伦理——发展的相适应。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五位一体”共同促进发展的现代化。那么,这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何在?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如何与发展现代化相适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将有助于我们按照五大发展理念推进发展现代化。 一、创新:以探索重生的经济伦理表述发展路径 创新当中有没有伦理思想存在?以什么样的伦理思想存在?如何在发展当中落实与实现?随着中国的发展仍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新的经济伦理思想不断走进学术研究中心。这样,一些对创新的经济伦理理解,需要一个新的理论辩护。 (一)重生的应然张力 “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从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构建产业新体系、构建发展新体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7个方面展开。”①我们可以看出,创新必须直面“生活世界”,必须重视“生活世界”。正是重生的现实需要,从而推动创新在伦理维度上深化理解。创新激发并推动了当代经济伦理学的“重生转向”,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和综合性的哲学观。我们今天完全生活在一个“创新环境”之中,现代经济伦理学的种种问题必须追溯到创新身上。日益扩张和不断强化的“创新环境”,已经证明了重生是一种生成性和复合性的社会现实。从“重生转向”来审视创新发展的思想主题和方法,或许更能够切中当代经济伦理学所拥有的思想内容。为了应对纷繁复杂的时代变革,同时也为了摆脱自身的理论困境,经济伦理学形成了分析哲学、现象学等多种思潮。尽管这些思潮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区别,但在专注于生活世界的方面却是一致的。 重生体现了创新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共存共生性。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或伦理规范的过程性,重生使人在认识和感受创新的过程中呈现一种尊重和敬畏的态度,这一态度伴随着经济伦理的形成过程并以伦理的统一性为目标。这并非仅仅是人对生活世界的把握和生活世界的丰富,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创新对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作用。第二,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或伦理规范的过程性,重生立足于人的生活世界,认识创新于人的价值和意义,使人类的感受建立在对创新状况的自觉维护上,建立在对经济伦理的自觉践行上。生活世界对创新的认识之“真”与创新对生活世界的伦理之“善”融汇于经济伦理的形成过程中。第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或伦理规范的过程性,重生通过创新将直接的感受转化为一种崭新的哲学方法:人们对创新的感受和生活世界的要求最终因这一思维方式而找到交汇点。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创新——重生——经济伦理建立了逻辑联系。创新直接产生于人们的生活世界,重视生活世界需要完善价值论证,经济伦理作为一门科学把研究创新与生活世界的利益关系作为一个重要选题。重生的“前面”有创新,“后面”有经济伦理的建构,重生如果没有与两者之间的相互支撑、密切关联,则会出现厚此薄彼的现象。因此,使上述三者实现统一,这种理论的建构能够使人们理解重生的应然张力。 (二)经济伦理的旨趣:从批判到实践的重生 经济伦理的旨趣在于探讨时代所要求的经济道德理念、经济价值取向和经济品质。一般认为,涉及生活世界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销售、服务、享用过程有碍生活世界的道德化程度,有碍实现社会和谐。也就是说,在经济伦理的研究过程中,道德的把握是具体的、科学的。 然而,在生活世界中对于利益的追求同样具有伦理取向。毛泽东指出,“我们是无严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①只有充分认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存在及其意义,明确并确定其追求利益同样具有伦理价值取向,生活世界才能树立一种进取的精神,才有可能以创造性的劳动去改造、发展生活世界。 那么,利益的获得是不是很直接、很方便呢?答案是,利益的获得或者利益关系的协调需要“创新”的发展理念。原因在于,创新的发展理念以其独特的思考角度与思维方式,揭示创新与重生的耦合点,不仅在宏观上把握人类生活世界的模式,而且在微观上探究人类生活世界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模式与规律。创新的发展理念无论对于经济伦理学学科还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理论研究的主题,也是经济与伦理的实践主题。主要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新的历史课题,要发展符合时代特征的经济伦理学,就要进行创新的伟大实践,通过个案剖析与综合概括,揭示创新的伦理内涵和创新的经济意义。 我们可以看出,从批判重生到重生的实践,完成了创新发展理念的道德论证,经济伦理学实现了目的与手段的统一。那么,总的说来,这一思想轨迹何在呢?即经济伦理学批判生活世界中对于利益的追求。但是,在实践中发现,生活世界与利益的追求是一体的,而利益的获得需要创新的发展理念。由此可见,批判利益的追求——利益与重生具有关联性——实践中利益的获得需要创新的发展理念,这一路径把经济伦理学的旨趣衍生到更广阔的领域。 二、协调:以推进对话的交往伦理表述发展形式 在中国的发展现代化中潜在着协调发展的倾向,并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协调的发展文化。协调的发展理念对于发展现代化的影响,不仅在于它具有发展的合理性建构,而且透过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取向,造就并表现为推进对话的交往伦理。 (一)协调是实体与个体的对话 协调的发展理念主要是处理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尤其是重大关系。但是,协调的各种关系是“实体”,这个实体是不断运动或者说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涉及人们生活、生产以及社会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发展也进入了各种关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历史时代,没有任何一种关系能够孤立的、静止的存在。例如,新型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关系,这需要整体的考虑、全盘的谋划、系统的实施。因此,协调需要一种既能区分各种关系又能整合各种关系的能力,协调的是“实体”。一切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之中都存在诸如家庭、民族等伦理因子。同时,这些因子也是伦理关系构成的实体,在现实的表现形态中,渗透于各类关系之中。 需要协调的个体各具秉性,在发展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个体的伦理表达对于实体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不仅是发展过程当中各种关系形式变化的基础,而且也必然引起各种关系当中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但是,个体的作用不能脱离实体的作用,更不意味着脱离个体的实体化。协调的发展理念建立起立体性的发展实体,提升发展的伦理品质,这是协调的合理性建构必须探讨的课题。 实体与个体的协调需要一个“媒介”,这个媒介是普遍存在的。从传统意义上考察,协调的媒介有着天然的根源。媒介是协调的表现形式,协调对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必须通过实体与个体的媒介表现出来。实体与个体协调的媒介,是建立现代交往伦理学的重大问题。不管在实体性的关系中,还是在个别性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协调的媒介总是存在的。媒介的存在意味着可以或者说可能建立基本的发展秩序,提高发展的效率,给个体以评价标准。 交往是实体与个体的对话。一方面,协调的发展需要交往,但是协调的发展若是没有哈贝马斯所说的“承认理论”,主体与个体之间没有建立起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承认”关系,协调的发展难以走出“自己的发展”的泥潭。另一方面,交往不是单方面的,交往把不同主体的发展愿望完整地表现出来。唯有在交往中,我们才能探究不同发展主体之间关系的伦理原则,才能发现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伦理行为.才能实现实体与个体的相互对话。 (二)协调的互联互通:交往伦理的持续发力 发展作为系统的发展过程,单方面的过度发展或者跨越发展,必然无法兼顾其他方面的发展。协调发展就是努力使得发展的方方面面保持理想的状态。发展系统内部如何配合一致、和谐得当,需要各个子集保持理想的交往,从而使得全局优化、结构优化。 协调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交往。“不同的参与者克服掉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间性。”①“共同的合理信念”是交往持续发力的源泉,反映了协调能够互联互通的基本经验。在协调的发展中,交往伦理表现出非排他、非独白、非单维的理性,体现出包容的、对话的、多维的、程序的理性。它不是与生活世界隔绝、不是“形而上”的实践、不是个人的自我意识表现,而是面向实践、面向生活能够建立起对话情境。一言以蔽之,交往伦理具有兼容性。 协调发展中交往伦理的持续发力,凸显了协调发展道德重心的转移:即由单向度发展的崇拜转向了多向度的协调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①发展过程当中相互影响的各个方面要建立关系,需要协调合理性的交往,而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交往自主意识的进步和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伦理意蕴的交往对于协调发展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协调发展的各个方面在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伦理意蕴是极具张力的辩证关系。单向度的发展惯性与协调发展的道德冲突是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是社会化的发展在其成长过程中的应有之物。交往伦理的形成首先是发展实践的结果,是与发展活动以及由此衍生的思维习惯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在发展实践中,由于心智、能力以及态度的作用,发展总会形成某种固定的态势。这种态势在社会范围内通过一个方面与其他方面之间相互合作,逐渐成为伦理共识的价值判断。当这种状况发生时,交往表现出来的认知性、话语协同性、反思性便会打破稳定,重新选择具有“共同的合理信念”的路线。因此,协调发展不是单向度的发展,而是建立在交往伦理持续发力的理性思维或概念范畴基础之上,成为多样化情境中表现出来的道德实践。 三、绿色:以确立友好的生态伦理表述发展模式 绿色发展与传统发展相比,是将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作为内涵,从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发展方式。绿色发展与资源、环境具有天然的友好关系,无论是环境保护的认同,还是资源节约的选择,生态伦理的导向力、规范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友好与绿色发展相辅相成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对于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但是,发展与资源、环境确立友好的伦理认同,则很大程度上消解发展带来的问题。“所有友好的和仁慈的感情,当他们在面容或行为中表现出来,甚至是向那些同我们没有特殊关系的人表现出来时,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会博得中立的旁观者的好感。”② 很少有人否认友好与绿色发展的深刻关联,所以研究友好是理解绿色发展的前提。即便是单一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考察,友好与绿色发展也具有道德价值的形式基础。因此,就本质而言,绿色发展既是一个体现发展观的政治学概念,也是一个体现德性的伦理学概念。 显而易见,绿色发展并没有否认友好的作用,而是强调仅仅靠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本身是不够的,还需要友好的德性。应该说,绿色发展与友好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这就给绿色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即绿色发展的问题不仅靠生活资料的来解决,还必须依靠人的道德。这是因为,绿色发展同样是“社会的产物”,不可能脱离人的道德而独立进行。 绿色发展蕴含着治理智慧,在这一基础上,绿色发展尽量为所有人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这包括清洁的能源、干净的水、无毒的食品等等。怎样理解友好作为强制力量的存在呢?一方面,绿色发展面对的是有着自由意志的个人,个人是在发展中存在的,离开发展,他们甚至无法生存。另一方面,个人需要建立共同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因为这是维系共同发展的出路。从实质意义上说,友好作为强制的道德力量使个人摆脱一切自由的意愿与倾向,建立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从而使得发展在资源和环境能够容纳的范围之内进行。 (二)生态伦理的理想实现:友好地改变世界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讲,绿色发展的本质是一种前进的、上升的运动和变化。对于人来说,绿色生活是生命有质量、有尊严的根本要求,而且这种要求会随着发展的深入而不断提高。由于人类的发展,特别是现代生产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变化。友好的德性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使其具有道德印记,将一切都变成了温情脉脉的关系,使得人性与道德成为缓冲发展带来各种问题的余地;由于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生态的共同体,人类给予生态以友好的道德关怀,也是对自身的关怀。在长期的生态矛盾冲突和博弈中,如何调整人类与生态的关系,充分利用道德因子,有效缓和发展带来的生态矛盾,成为摆在政府面前首当其冲的任务。友好作为建立生态共同体的基础,以行为调节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对人类破环生态的行为进行约束,并在人类与生态共生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 “当代生态文明的构建,要求批判地否定资本主义一元现代性,反对后殖民主义,倡导和实践多元现代性,实现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的转变,使人们在生态意识上达到普遍自觉,从而进行具有生态意义的生产与生活。”①绿色发展作为一种生态意义,意味着它不是发展的一种精神装饰,而是具有合理有效的秩序。当然,生态伦理也是将绿色与发展连接起来的桥梁。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可以做“善恶”评价,生态与伦理可以说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生态形成的过程是在一定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的,这个价值观使得“发展都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经济效益是衡量一切的标准”、“道德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这样的论调失去了理论基础。 那么,生态伦理的理想如何实现呢?要做到这一点,生态伦理就必须以友好的德性对待发展带来的环境、文化、经济等问题,从而找到具有伦理特色的实现方式。当然,生态伦理以友好的德性改变世界既表现在观念层面,又表现在实践层面。在观念层面,生态伦理主要以友好的德性对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提出挑战,把友好的德性从人这一物种扩展到其它物种和整个生态系统。在实践层面,生态伦理要求改变对资源与环境不友好的发展方式,建立一种有利于绿色发展的实践方式。 四、开放:以建构公正的制度伦理表述发展动力 “开放”在古汉语中有“解除限制、允许进入”的意思,也就是说开放表现为集体控制个体如何行动的规则,具有制度的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放发展给予每一个公民以“人生出彩”的机会,让各种主体互利共赢,从而成为发展可持续进行的动力所在。 (一)开放发展具有公正的制度伦理内涵 公正的制度是开放发展的基础。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公正的制度从宏观层面制约着发展从封闭向开放的演进过程。具体到每一领域的开放,公正的制度对开放发展的影响是具体的、或者说是看的见、摸的着的。可以说,公正制度的引入为开放发展找到了生存论基础,它不是消极地束缚和限制开放发展的各种正常需求,而是促进开放发展的合理需求,从而使得开放发展能够在机会、准人、进取等诸多方面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另一方面,公正的制度能够以社会接受的方式实现开放发展。这是因为,公正的制度蕴含着价值观的指导,只有每一个人认同这种价值观指导,才愿意以敞开的胸怀投身于发展的进步事业中。 在开放发展中,制度建设必然获得新的历史形式。比如反腐败,我们党制定了很多可行性的制度,但是这个制度是发展的、是开放的,必须不断予以创新。“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②其中,惩戒、防范、保障三种对于制度建设都是“变量”,因此,制度需要针对社会公众的多样性,不仅向外部开放,而且向内部开放,不断寻求新的形式。 制度建设都将公正作为其价值诉求。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制度是作为一系列被制定出来,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的规则、守法程序和守法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③作为主动融人世界的开放发展,每一个子系统在开放发展中的具体目标和价值追求各不相同。为保证个体在追求各自利益和幸福的同时,避免损害其他个体的利益和公共秩序,开放发展必须是一个遵守制度的、有序的过程。个别的子系统具有较大的自发性和随意性,而开放发展并不是要求无序发展。因此,作为相对稳定的制度伦理就成了开放发展进程中道德建设的突破口。 当然,开放发展将公正的制度伦理视为新的内生变量,它可以降低开放发展的成本。这主要体现在:制度伦理是从公正的角度来审视开放发展,即从内在逻辑上将公正的制度伦理与开放发展联系起来,使人们在开放发展的选择、设计和创新时能够更冷静地思考开放发展的伦理基础。其次,制度伦理表面上看是探讨制度的伦理问题,但它内在的出发点却是为了发展。因此,公平的理论与方法将降低开放发展的成本,从而提高开放发展的实践价值。 (二)制度伦理的时代问题:开放发展何以可能 “从概念上分析,制度伦理不外乎两种:制度的伦理——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伦理评价和制度中的伦理——制度本身内蕴着一定的伦理追求、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①由此可以推论,开放发展蕴含的制度伦理也体现为两种形式:开放发展中各种制度的伦理:对开放发展中出台的各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伦理评价;开放本身蕴含的制度伦理:开放是打破各种壁垒,开放发展本身就蕴含着制度伦理的追求、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 当今时代,个人有多样化的选择,开放发展中制定的各项制度就是给个人观念和行为方式以明确的定向坐标。首先是开放发展中个人对制度的认知问题。中国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往往是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且大多以自主的方式存在于各种社会交往中,习惯化的遵循一些“潜规则”。开放发展的制度认知就是把制度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样的认识必须获得更大范围的道德认同,否则开放发展就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其次,开放发展中各项制度的道德约束力。开放发展中制定的制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面向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都是开放的,社会各个有机体也是通过这些开放的制度彼此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开放发展就不能得到维持,更谈不上圆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开放发展中的制度具有一定的伦理意蕴。 开放发展本身具有制度伦理的要求。中国人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主义社会,自闭的发展仍然是一种心理顽疾。开放发展将古老中国的文化传承与世界文明联系起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本身就是对所有人的“公正”,因为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正确的事情”,不如此,则很快被时代所抛弃。“我们看到,所有的人在说公正时都是指一种品质,这种品质使一个人倾向于做正确的事情,使他做事公正,并愿意做公正的事。”②开放发展本身体现出来的制度伦理品质,使得开放发展能够成为可能。即在开放发展的过程中,“公正”的制度伦理精神具体表现为能够得到普遍认同,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的思想和行为,这也为推进开放发展提供深厚的动力资源。 五、共享:以培育包容的政治伦理表述发展理想 共享发展先天具有政治伦理的内涵,它主张以培育包容的政治伦理追求共享发展的价值合理性。当然,也只有在包容的价值体系中才能确证共享发展的现实性与合理性,才能表述共享的发展理想。 (一)共享发展是“好的政治” 共享发展有二层意思,一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为了人民是“好的政治”的公共特征。如果发展不是为了人民,则政治就犹如没有规则的交通秩序,一定会陷于混乱无序。所以,用“发展为了人民”的价值观引领整合多样化的大众意识和文化取向,这是一种“一元统领”。 “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③“发展为了人民”的价值观简单地说就是对发展目的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多是指对全部发展现象的认识和观点,有时也是指对某一类发展现象的认识和观点。但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对发展的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看法。可以说,共享发展潜在地表达了一种道德观,即共享发展是道德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政治伦理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问题。 二是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实际上是一个“发展”与“人民”如何良性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依然可以从“好的政治”的视角来考察。“发展”与“人民”的关系,是现代民主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发展被国家权利提升为公共之事,即国家权利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服务。“好的政治”是一种中介环节,它或者从发展的需要出发来维护、增进人民利益,即共享;或者以人民的利益来保障、增进发展。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共享发展都必须面对和处理发展与人民的互动关系。当然,正是发展与人民的良性互动构成了共享发展的基本功能与价值。 发展有一个共同目标,即发展为了共享。那么,发展与人民的良性互动正是这一目标的相应要求。一旦确立了良性互动的理念,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民在发展当中能够起着极大的作用。换言之,正是发展与人民的良性互动这一预设决定了发展依靠人民的普遍理念在共享发展中的支配性作用。在国际政治竞争的重点已经越来越走向文化“软实力”竞争的情势下,发展与人民的良性互动以极强的现实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国家的影响力,是一种“好的政治”的道德感召力。 (二)政治伦理的把握方式:培育包容为发展服务 “政治与国家权力或公共权力密切相连,以至于政治伦理的核心就是合理、合法地运行公共权力提高为民服务的能力。或者说,‘权力’为社会服务的能力是政治伦理追求的目标。”①那么,在共享发展中如何保障政治伦理的实现呢?可以说,共享发展就是包容性发展,共享发展如果没有包容“润滑剂”来“润滑”发展,整个发展的动荡与不安就会频繁发生,发展的交易成本就会居高不下,共享发展就是一句空话。进一步说,发展的包容是执政党能够把所有群体的利益诉求都能兼顾,是执政党“善良仁爱”的真情执政,是政治美德,是政治的担当与胸襟。由于共享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发展,因而共享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包容的层级和水平,这是国家发展道德力的较量。因是之故,培育包容绝不仅仅是完善发展的德性、实现共享发展本身的需要,更是国际竞争中道德力竞争日趋激烈时势的必然要求。 在如今发展的道德状况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情势下,包容作为政治伦理的价值导向,提供了共享发展应然性的价值根据,适用于发展的所有领域和行为。因此,唯有包容才能恰当地说明共享发展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根据,构筑共享发展的精神内核和价值皈依。可是,在一些人看来,“共同富裕”、“先富带动后富”、“关注弱势群体”、“精准扶贫”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享发展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不符合“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的铁律。因此,唯有呼唤“只要自己过的好”、“各人自扫门前雪”才能在发展竞争中谋求一席之地,并且做强做大。这种发展的思维范式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政治伦理的语境中常常弱化执政党执政的道德基础,不仅无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无利于政治进步。 包容的政治伦理一旦确立,就会使得发展符合某种道德。由于共享发展与包容的德性具有重合关系,将二者联系起来会发现,就共享发展而言,包容能够调节各种关系,包括利益关系和秩序关系。因此,要构建一个理想的共享发展,必须面向现实,找到包容的起点、方法和路径,才能真正解决共享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我们通过对共享发展内在关联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包容是一种善,是共享发展当中政治伦理的把握方式。若要实现共享发展,包容是一个最佳的起点,也是最佳的结束点,使共享发展呈现出一种融会贯通的状态。 六、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如何与发展现代化“相适应”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展现代化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现代化。列宁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②五大发展理念本身也有促进发展现代化的实践任务,这种实践性使其伦理价值摆脱消极的约束,转为积极的开发,从游离于发展之外的精神装饰,跃升为与发展现代化“相适应”,从而有效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一)伦理一政治的“相适应” 政治发展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五大发展理念中,政治的现代化不仅践行德性,而且还要对政治的发展负道德责任。因此,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与政治的相适应表现为一种对“好的政治”的追求、执政智慧的探索及对政治德性的要求。随着“粗放型”发展的结束和“集约型”发展的兴起,发展现代化开始从物向人自身回归。这一时期,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与政治的相适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人的尊严、政治的价值都是根源于“相适应”的内在特征。个体的人在理解伦理一政治的“相适应”时会意识到,发展现代化是那些不损害政治道德基础的行动。伦理一政治“相适应”的逻辑思路是:第一步,把握和梳理内在于政治生活和政治结构深层的伦理关系;第二步,在繁复的政治关系中寻找和建立具有范型意义的伦理坐标;第三步,形成合理的和有效的“适应”过程。这样,伦理一政治的“相适应”不仅仅是发展现代化的一种道德成就,还是一种辩证结构。这种“相适应”从内涵和历史沿革两个向度对发展现代化进行的考察表明,发展现代化有着深厚的政治基础和道德意蕴,是基于一定的道德直觉、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而享有的能够使政治得以发展的理论。 (二)伦理一经济的“相适应” “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①经过近30年的经济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一个受到质疑的话题过渡到普遍认同的共识。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存在而大声疾呼,而是要通过五大发展理念,促进发展的现代化,取得人民满意的发展成果。为此,需要进一步明确和解决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与经济“相适应”的内容和方法问题。内容上,“相适应”可以分为“元理论”与“元问题”两个层面。元理论的层面包括: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发展的价值、经济发展的风险等等。元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经济发展?用哲学术语说,就是研究经济发展的价值论。不同于一般理论的实证研究,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与经济 “相适应”的方法是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人们对伦理一经济相适应虽然有着不同的理解与争议,但是经过讨论和梳理还是可以确定其特有的、相对稳定的“适应”关系。那么,这种“相适应”的关系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潜与显、体与用的关系。前者是经济现代化的”体”,潜在于发展现代化的伦理精神中;后者是五大发展理念伦理价值的“用”,在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精神与现实生活中得到显性的体现。二者形成五大发展理念伦理生态的逻辑关系,那就是,充分体现经济现代化下伦理精神的特殊意义,充分体现中国伦理精神的“重生”特色。 (三)伦理一社会的“相适应” 五大发展理念在社会建设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如何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例如贫困人口问题教育公平问题、住房保障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等。因此,在社会建设领域,发展现代化不是单方面的现代化,而是“短板”如何补齐的问题。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与社会“相适应”表现在:使得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与社会整合为价值生态整体。如果把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理解为“德”,把社会建设理解为 “得”,那么,“德”与“得”就是连接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与社会建设通道。“德”与“得”是否应该相通,是否能够相通,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需要,而是出于适应社会的要求,即为了得到社会的认可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认可。五大发展理念表现出来的道德认识源于社会生活,那么,是否社会有了道德认识,懂得为什么应该做和究竟如何做,才能获得诸如公平、友好、包容等等的伦理价值呢?回答是否定的。社会的道德认识和道德判断的成熟并非能统摄一切,因为从认识走向行为中间还有“通道”是否能够确证的问题。而“德”与“得”之间的因果链环建立了五大发展理念与社会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使得执政党在涉及社会建设的重大问题上,能够遵守善恶因果律的道德法则。 (四)伦理一文化的“相适应”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发展现代化离不开“软实力”的支撑。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与文化的“相适应”一方面要调整伦理的作用性质,使其体现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另一方面,要对伦理一文化生态中的因子进行调整,使其能够产生更为有效的、合理的、巨大的“软实力”。具体来讲,一方面,在发展现代化中,五大发展理念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有利于人类生活的意义整体。在五大发展理念中,人们必须肯定伦理和文化具有统一性,肯定文化是发展的一个方向,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和文化“相适应”的观念促进了发展现代化。具体表现为:实现中国梦要有强大的道德支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任务。由此可知,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与文化的相适应必须表现为关注现实。另一方面,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与文化“相适应”就是要动态调整二者之间的生态因子。“要特别强调,一切道德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要达到好的效果。”①总之,在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与文化之间进行生态因子调整,不仅有利于伦理价值的合理性建构,同时也有利于文化的繁荣。 (五)伦理一生态的“相适应” 我们要建设生态文明,要为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水的生态环境,这是发展现代化的时代要求。那么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与生态如何“相适应”呢?准确地说,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与生态如何“相适应”,应是伦理一生态之间互动有力的“相适应”。从内在关联性方面来看,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与生态建设具有深厚的内在关联性,一个道德危机的社会在生态建设的选择上必然采取竭泽而渔的方式。同样,一个生态建设上无所作为的政府在道德上也是没有立场的。从共生互动方面来看,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是生态建设的源泉,出于责任的生态建设才具有道德价值,而以政绩为动机的行为无论其结果如何都不具有道德价值。从整体与具体的关系来看,生态建设是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在生态方面的体现。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是整体的世界观,生态建设是按照整体的世界观行事,是以一种自我监督、自我完善的力量促使生态建设的完善。考察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与生态的“相适应”,我们会发现,两者互动有力,是以整体有机、辨证互动为价值取向的“相适应”。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特质在于:以人的发展为主体,以人伦为基础、价值为取向、实践为核心、现实为本质、智慧为真谛。在当今之中国,发展现代化要实现,就必须确立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不管人们对于以上考察的接受程度如何,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潜在于现代社会发展中。其中,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与发展现代化的“相适应”,构成发展现代化“最大动力”与“最好动力”的辩证互动。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zhlw/20171010/72648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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