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共识形成机制研究—基于“温岭模式”实践的分析

【作者简介】 王卫(1983-),男,湖北襄阳人,闽南师范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民主与治理理论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现状 (一)共识困局基层社会治理的挑战 基层一直都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心。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猛发展,转型时期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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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卫(1983-),男,湖北襄阳人,闽南师范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民主与治理理论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现状 (一)共识困局——基层社会治理的挑战 基层一直都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心。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猛发展,转型时期的中国出现了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和价值观的多元化,这导致了基层社会矛盾的复杂化,由此产生了各种非理性冲突,使传统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迫切要向治理现代化转型。尽管协商民主以共同商讨、达成共识为目标,但基于现实的复杂性,达成共识面临诸多困境,亟需理论层面的创新来作回应。 一方面,基层协商民主在程序上不够完善。如协商程序不具体,难以保证规范地协商;较重视实体性制度建构而忽视程序性建构;重视协商形式而忽视多元主体利益的充分表达等。甚至在协商过程中基于利益的驱动而扭曲协商,出现了诸如象征性协商、控制协商、诱致协商、投机协商等,以特殊利益取代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致使公共理性流失。①另一方面,就协商主体而言,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出现了大量流动人口,导致基层参与不足;加上基层民主传统的缺失,出现了博曼所谓的“政治贫困”,如不少群众即使参与协商,但因其整体素质不高,对公共利益的认识不到位,参与技巧与能力有限,导致其不能有效地参与协商。更为严重的是,因基层社会阶层的分化,还出现了参与权、知情权、话语权上的不平等。当这种“政治贫困”影响到协商过程时,就可能出现虚假共识,“使得部分公民团体在协商决策中特别容易受到伤害”①。 共识作为共同体成员间共享的基本价值,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合法性基础。在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基层治理过程中尤其是在涉及邻避设施的建设、集体资源的分配等问题上出现了较为突出的共识困局。一些基层政府往往在公众参与不足、沟通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就作出决策,或许这种决策并非没有科学依据,但缺乏公众的一致意见作为基础,甚至可能会引发基层民众的抗议,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影响了基层社会的和谐。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就是要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从而有效克服各利益主体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这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所在。②因此共识困局并不意味着中国基层社会达成某种程度的一致完全不可能,共识的呈现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通过平等、理性的意见和理由的交换为前提。通过公众与政府之间、不同利益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在所有利益主体的偏好都被充分考虑的情况下,通过公正、合适的协商程序来反思并修正个体偏好,是完全有可能实现某种程度的共识的,“温岭模式”就是生动的例子。因此通过考察温岭模式的经验以探索基层协商民主共识达成的逻辑和运作机理,能对基层共识困局的化解、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优化和基层的和谐提供智力支持。 (二)研究现状 对于如何通过协商来修正个体偏好以达成共识,国内外学者主要从规范和实证两个层面进行研究。 1.从规范层面探索协商形成共识的内在机理 国外三代协商民主理论家的努力奠定了协商共识的理论基础。第一代协商民主理论家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罗尔斯“重叠共识”和“公共理性”的概念、哈贝马斯基于“交往行为”的商谈民主理论确立了理性共识达成的基本逻辑。第二代协商民主理论家则认为现实的复杂性使理性共识过于理想化,退而追求更弱的共识。古特曼和汤普森认为道德分歧是共识的最大障碍,只能达成彼此可接受的政策、提供解决分歧方案的可能性;③博曼注意到了多元公共理性,认为应形成“多元共识”,并诉诸道德妥协以求共识。④第三代协商民主理论家如如巴伯和巴特莱、帕金森、欧佛林等人更强调偏好转变受到的诸多限制,致力于制度设计实现某种共识,如通过微观协商与宏观协商结合、协商民主与结盟民主结合的制度等。⑤国内也有学者在吸收国外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形成共识的要件。韩东屏认为价值共识需要公开理性讨论与民主抉择结合、确立社会终极价值的共识⑤;张康之认为达成共识需要相互承认、反复沟通、理性取舍等环节⑦;陈炳辉认为主体间的互信合作、公共精神、协商的开放性与动态性有利于共识⑧;曹帅认为转变偏好以达成共识需要公共理性和公开、沟通、自由、平等、开放、责任等条件@。 2.运用实证的方法分析基层协商民主形成共识的过程 国外对协商民主制度的实证研究较为成熟,勾勒出了基层协商转变个体偏好、达成共识的关键步骤,较为著名的有协商日、协商性民测、公民评议会,以及公民会议、愿景工坊等制度。何包钢还对中国的“温岭模式”从协商筹备直至达成共识并形成公共决策作了详尽分析。⑩国内对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证研究方兴未艾,通过发掘个案,并分析共识达成的条件。台湾学者林国明通过研究台湾全民健保协商的案例指出对议题的了解程度、道德价值观念、利益等要素对共识的影响①;陈朋通过研究“温岭模式”指出直接参与、理性交流、相互体谅让步有利于共识,并分析了“多元一致”的价值②;袁泽民通过研究某镇开发区征地协商案例,分析了多方参与、乡土人际关系、村民的文化资本、协商的开放性对共识的意义。@ 可见,我国学术界在吸收国外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已转向对中国协商民主的本土化研究,以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但是现有成果显示,结合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对共识形成问题的专门研究较少,也未能发现有相关研究能厘清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程序的基本规律,并建构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共识形成问题的研究框架。而本文正是以“温岭模式”作为案例,试图将协商共识相关理论与温岭模式的实践结合起来,探索中国基层协商民主运行的本质规律,以形成关于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共识形成机制的本土化理论框架。 二、协商形成共识的理论依据 (一)协商民主视域下的个体偏好 基于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公众对同一公共问题会有不同偏好,在传统的“票决民主”下,要想实现公共决策,必然要对多元偏好整合。在这种民主程序下达成的“共识”,只能是多数人所支持偏好压倒其他偏好获胜,但数量上的优势并不等同于理性的论证,这会使少数人的偏好被打折乃至取消,甚至出现阿罗所说的 “投票困局—而无法形成多数意见。这就暴露了传统竞争型票决民主的弊端,成为科学决策的重大挑战。 然而,票决型多数民主的困境基于以下两个假定:一是“理性的无知”,基于“成本一收益”分析,人们不愿充分了解公共议题的信息,故而没有能力对此形成理性的一致意见;二是认为公众的个体偏好是既定的,且存在着天然差异,因此民主的目的只在于对偏好进行聚合或交易。协商民主则拒斥这种设定,认为偏好的冲突主要在于缺乏与偏好有关的充分信息,因此他们表达出的偏好不一定是真实的偏好,因为不需对这些偏好加以证明。通过多渠道的充分信息的获取能改变“理性的无知”,因此偏好并非事先给定,可运用理性的力量对其修正,“人们可以通过与他人广泛而审慎的讨论,使他们的偏好更具反思性、更有见识,并认识到共同体中其他人的关怀所在”③。据此协商民主理论认为:民主并非偏好的聚合或交易,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创造理性思考的条件进行公开的协商,是完全可能转变个体偏好、达成某种共识的,这也正是协商民主的目的。 (二)协商共识的基本特征 在协商民主理论家看来,公众通过自由而平等、公开而理性的协商过程,就是容纳与减少冲突、调解并化解偏好冲突的过程,即交换理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要么是暴露有争议的偏好并修正之,要么是引导人们对其他无可非议的偏好立场进行反思和权衡。⑤因此,未经反思的偏好将会变成深思熟虑的判断,因更佳的理性论证所具有的力量而获胜的意见就是公共的理性,它立足于公共利益,这就是达成共识的基础。通过转变个体偏好形成的共识有以下特征: 其一,共识并不完全排除个体私利。个体偏好的转变固然需要有公共精神,以公共利益为归依,它确实反对那些纯粹出于私利而置他人立场和利益于不顾的偏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个体偏好无理由的压制和牺牲。因为某种偏好的表达和证明,必须要以公共性为基础才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因此它排除的只是那些在道德上无法被证成的偏好。可见,协商只是赋予了个体偏好一个公共的言论空间,其本质仍然是尊重个体偏好的,在更多情况下,协商就是为了使多元偏好的冲突在更讲求理由的渠道中寻求调解。⑥ 其二,协商形成的共识不一定绝对正确,而是可以被矫正的。共识之所以能成为公共决策的基础,并不在于它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协商的过程体现了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深度参与,是‘‘人民主权”的体现,因而具有民主的合法性。所以协商的结果只是临时的、有条件的,甚至是“可错的”,即“在遭到新的更有力的理由挑战之前,这一决策是合理的”④。随着条件的变化的时间的推移,原来不被多数认可的意见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认可,因此原来的共识也可以被修正。可见,协商的共识是开放性的,它并不拒斥未来协商的挑战。 其三,共识并不意味着所有参与者的意见完全一致,甚至共识也不一定是协商必须要达到的结果。比如在现实中存在许多互不兼容的多元价值,即使通过理性的协商也无法完全协调。在务实的协商民主理论家看来,通过某种程度的妥协达成较弱的多数性共识,形成可接受的政策则是可能的。即使这种结果仍无法实现,但通过协商,至少也能形成一个经过审慎思考的“意见池”,为决策者提供广泛的参考信息,并为未来的解决方案提供可能性。正如博曼所说,协商“不必要求所有参与者会最终且理想地达成一致,相反,他只要求公共协商中的连续合作,即使存在持续的意见分歧,只要这些意见不是不合理的就可以了”②。 三、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共识形成机制:一个本土化研究框架 本文以“温岭模式”的典型案例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与国内外其他基层协商民主模式作比较分析,从而初步建构中国特色的基层协商民主共识形成机制的理论框架。通过对“温岭模式”的分析,中国基层协商可通过多元参与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议程控制机制、心理机制、偏好反思机制的相互作用来回应共识困局的挑战,从而使多元偏好转化为有质量的共识。具体可见下图: (一)多元参与机制:多元偏好充分表达的前提 基于协商共识的决策之所以具有合法性,并不在于共识就完全正确,而在于它是人民意志的充分体现,是公众审慎的集体判断,从这个角度上讲参与协商的过程要比其结果更重要。因此协商主体当然是越广泛越好,最理想的就是人人参与。但基于中国基层的复杂现实,全员参与哪怕在最基层的协商中都难以实现。因此,如何保证基层协商不沦为少数精英的游戏、不使共识沦为特殊集团利益的遮羞布,广泛包容性的多元参与机制就尤为重要。 1.细化利益相关方 多元参与机制最基本的要求是包容性,即参与主体要覆盖所有利益相关方。因此首先要辨识并细分协商议题所覆盖的利益相关方,以保证参与者的充分代表性。以温岭扁屿村的民主恳谈会为例,关于诸如外来人口管理、卫生绿化等事务的协商,都会影响到与本村有关的所有群体(如外来人口、驻地部队人员等),考虑到利益相关人员结构复杂的现实,若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法选择参与者,就可能造成某些比例较小的群体无人被抽中的情况。因此主办方将所有利益相关方分为9类,分别是:村民代表、男性村民、妇女、团员、老年协会会员、企业主、低保困难户、外来人口、驻地部队人员,每类均按一定比例抽取一定的代表,保证样本能覆盖了不同人群和阶层。③相比之下,欧洲流行的“欧洲社会论坛”尽管以其专业性的组织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其主要采取自愿参与的方式,导致参与者中公共部门雇员、学生的比例偏高,而蓝领工人和失业者比例过少,造成了社会运动精英分子在协商过程中发挥了不成比例的影响,也使其决策难以令人满意。① 2.科学地抽取样本 首先,对那些议题覆盖面广而只能选择一小部分人作为参与者的基层协商而言,从统计学上讲,细分利益相关方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层随机抽样最能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在实践中,温岭泽国镇的民主恳谈会已采用了多次随机抽样的办法,保证了样本的广泛代表性。②但这仍是一种理想化的办法,基于基层的复杂性,如因人口流动而无法找到被抽中的样本、被抽取者缺乏参与积极性与技巧等,可能迫使主办方采用更复杂的样本抽取方式来弥补。因此根据基层的实际,应以随机抽样尤其是分层抽样为主,再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主办方通过同多方协商产生、主办方或群众推荐和自荐参与的方式弥补,混合多种代表产生的方法最能保证多元参与机制。其次,对于那些在利益相关人群较少的小规模村(社区)级协商则不一定要随机抽样,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扩大参与面,甚至做到“准普遍抽样”,即所有利益相关人员都可自由参与。以温岭温峤镇为例,《温峤镇村情民意恳谈会规则》规定,参会的对象为:“本村18周岁以上村民过二分之一参加;本村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户代表参加”;此外温岭城南镇、松门镇的《规则》则规定:“本镇公民和社会各利益群体均可自由参加民主恳谈会”。这种包容性能保障参与者中各利益相关方最大限度地被覆盖。 3.合理确定回避者与受邀者 中国基层协商一般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组织与领导下进行,因此除受议题影响的公众外,各级党委和政府相关人士与协商议题也有一定联系。一方面,一些基层官员与公众有较密切的利害关系,他们在协商过程中的出现可能会影响意见的表达,因此在必要时这些人应适当回避。另一方面,本选区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议题涉及的相关职能部门、专家学者等人不仅不会影响参与者意见的表达,还能在协商过程中收集民意或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对协商质量有促进作用,这些人可作为受邀者列席或配合参加。如温岭市城南镇、松门镇规定,镇级恳谈会可邀请市镇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人参加;温岭市委《关于“民主恳谈会”的若干规定(试行)》则规定,镇(街道)恳谈会若涉及市职能部门的,“市职能部门要主动配合、参与,派人员参加”。通过回避与邀请的方式,能保证基层协商的多元包容性,为意见的充分表达创造条件。 (二)信息共享机制:塑造理性的协商主体 个体偏好的转变是基于参与者对议题信息的充分获取和了解之上的协商。罗伯特·达尔也将“开明的理解”作为理想民主的重要标准,这意味着必须要有充分可供选择的信息来源。③公共决策作为一种专业技能,参与决策协商应以必要的专业知识为前提,但这是多数中国基层民众所缺乏的。另一方面,公众主动获取信息成本较高而收益可能较小,出于“理性的无知”而缺乏获取动力,导致个体偏好的表达缺乏公共性。更恶劣的是,如果一些人具备相关信息而另一些人却不具备,信息不对称下的协商必然会造成协商流于形式、虚假认同等问题。这都是中国基层协商民主面临的挑战。因此在确定参与者后,基层协商还应积极主动地对参与者提供充分而又可理解的信息,以缓解“政治贫困”,塑造更理性的协商主体,为偏好转变奠定基础。 1.议题材料的充分准备 通过发放相关材料传递议题信息是基层协商最基本和最常用的作法。提供资料首先要保证客观、全面性。要涵盖对议题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点,且内容要注意平衡,而不能只提供或侧重于某一方面的信息。其次,资料还应具有可理解性,保证内容精练、通俗易懂。基于基层民众的参与能力,过于冗长的资料、专业化的术语和晦涩的表达都会降低对其的理解程度。最后,这些材料最好是提前十多天发放,以保证参与者有时间消化内容,也让一些积极参与分子有时间查阅相关资料,或同他人交换意见,丰富对议题的认知。在温岭的实践中,尤其是那些专业性强的协商议题,如泽国镇的预算恳谈会,连续多年都事先发放资料供参与者思考和讨论,取得了良好效果。在此基础上,2008年的预算恳谈会更是将原来只有几页的材料扩充为全部40页预算的细则,保证了信息的公开性和政治的透明性。① 2.会前的沟通与培训 要保证协商信息的充分性,对专业知识要求较高的议题,仅发放资料还不够,还应在会前对参与者进行相关沟通乃至培训,以促进对议题的深入了解。在温岭模式的实践中,参与者通过预备会议先行互动沟通的做法已经在泽国镇的恳谈会的议程中明确。通过协商前的预备会议,不仅能使参与者之间相互熟悉、明确会议的议程,更能使他们对彼此可能对立的观点有初步的了解,为接下来的辩论打下基础,从而防止先人为主的观点占据主导,保证信息更充分的理解。而在台湾的一些实践中还有培训的方式以增加对议题的理解。以台湾全民健保的公共会议为例,组织者深知医疗保险如何报销是极为专业的问题,必须要对此有深入的了解才有能力协商。因此除发放会议资料外,还在预备会议阶段安排了专门的课程进行讲解。再如,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关于选举制度改革的公共议会中,组织者花了3个月的时间让参与者学习选举相关的专业知识,如邀请专家开设相关讲座、举行小组讨论、开设网上论坛等,保证了参与者对议题信息的充分获取。②当然,协商前的培训显然需要较高的协商成本,操作复杂,在协商议题过于专业化时可选择采用,目前我国大陆的基层协商尚未明确有这种培训,可以作为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3.专家的咨询作用 基于有限理性,民众对专业化议题的理解有限,因此我国一些基层协商实践中都有邀请专家的作法。专家并非议题的直接利益相关方,因此他们应本着中立客观的态度为公众在协商中提供技术上的咨询服务。专家可在会议前事先阐明观点,也可在协商过程中现场解答疑问,以充实议题信息,提升协商质量。尽管邀请专家并不是一种普遍作法,但目前在基层治理中专家学者越来越受到重视,温岭的恳谈会模式就是在澳大利亚著名学者费希金、何包钢等人的指导下进行的。此外,温岭还有更多熟悉各行业经济社会、政策的“土专家”提供更为微观的专业指导。以泽国镇的预算恳谈会为例,来自政府机关熟悉业务的领导和工程师组成了12人的专家组,他们首先在会在对预选方案作中立、公正的可行性分析,并在会议过程中以非利益相关者作中立公正的解答分析,发挥了独特作用。③类似地,深圳市关于修订《劳动合同法》劳资对话会也邀请了包括经济学家、立法专家、律师在内的专业人士人以专家的身份参加会议。因此可以预料,未来基层协商中专家出场的频率会越来越高,这对提高共识质量有重要意义。 (三)议程控制机制:保障意见的充分交换 如前文所说,协商过程的意义要大于结果,而只有协商程序的正义才能保障参与者的意见和理由充分表达和交换。尤其是在中国基层社会因利益分化而导致的协商能力不对称的条件下,对议程的恰当控制以保证公正的协商程序,对实现协商的平等性、保障弱势群体的偏好表达尤为重要。 1.议题的确定 确定恰当的议题是协商议程的开始,哪些问题应该成为协商的议题关系着协商结果的质量。如果协商的议题过于宏大和抽象,离公众的感知领域过远,即使获得了一定的信息,也很难进行实质性的深入协商;反之如果议题面过于狭窄和具体,则又难以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和兴趣,因此选择议题应在一个适当的中间范围,不可过大过或小。根据协商民主的成功经验,有学者认为,一般而言,协商的议题应具有重大的社会关切和争议性,且需要政府回应的政策议题。@而在“温岭模式”的实践中,协商的议题主要有社会发展规则、基层政府财政预算、集体资产的分配等,都是与普通公众的利益息息相关、能引起共鸣、且有话可说的议题。 2.主持人的引导 基于广大民众在表达能力和技巧、辩论方法和手段上经验的缺乏,如果没有合理的引导,很可能在协商过程中出现冷场或者一些人的意见难以表达,甚至是无序的争论和场面的失控。在这种情况下,有丰富经验的主持人来控制表达和辩论的过程就尤为重要。国外较为成熟的协商实践一般都有完善的主持人制度,而在中国,除了温岭泽国镇主持人制度的成功实践外,安徽阜阳的“南塘议事规则”也很有特色。结合二者经验,对主持人应有以下要求。首先在身份上,主持人应是与议题无明确相关性的中立者,且对其个人素质有较高要求。国外的主持一般是职业化的,我国则往往由大学生、中小学老师等人来担任。其次,主持人要以中立的态度主导协商过程,应尽量保持客观,对参与者要有礼貌、有一定亲和力,以营造讨论的氛围。再次,主持人要保证人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因此尤其要注意对那些不善言谈的参与者进行鼓励和引导,并对发言时间和次数有一定限制。最后,主持人要维持理性的协商秩序,包括提醒参与者发言前要举手、尽量不使用不文明用语、不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人身攻击、不随意打断别人的发言、表达意见时不跑题、确保意见表达的明确性等。①实践表明,通过主持人对议程的控制,对提高参与者的理性表达能力、提高协商的质量有积极作用,这些经验值得推广。 3.灵活的会议形式 一般而言,只有一两次的集中协商不足以保证意见的充分表达,在实践中,精心设计的基层协商往往会有灵活的会议形式。除了有预备会议的初步沟通外,如果参与者人数较多,一般会采取大会与小会(小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以温岭泽国镇为例,小组讨论一般以十多人的圆桌会议为宜,使参与者能有更多时间对意见深入表达和讨论,发言机会更为平等;同时也避免了一些人利用大会的场合来使自己的观点主导会议,从而防止意见的极化。而举行大会则可听取更多人的偏好表达,并有更多机会听取专家的观点,这有利于消除误解、改变原来的看法。这样,大小会结合的办法就通过民主的政治艺术来化解观点的冲突。② (四)心理机制:营造公共思考的文化环境 弥散于整个协商过程中的文化心理机制是促使共识形成的柔性支撑。尽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民主的成份较为欠缺,但却有不少有助于化解多元利益和价值观的冲突以及意见的极化元素,从而利于共识的形成。 1.追求和谐的传统的政治文化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一直强调包容差异和追求和谐与共识。首先从道义上讲,传统文化一直都认可民众讨论公共事务的合法性,政府也有义务倾听民意,广大民众也认为对公共政策的议论并影响公共决策是理所当然。“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国语·周语上》),而拒听民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周厉王历来都是反面教材,甚至因此激发民众的反抗也不足为怜。反之,“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尽管普通民众的能力有限,但汇集多数人的意见和智慧从来就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其次从协商程序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对不同的意见有较强的包容性。“君子和而不同”,因此存在不同的观点是正常的,“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故不能通过压制差异来实现共识,而是追求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和谐。再者,追求共识的过程,也应当是站在彼此的观点思考问题的过程,因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有学者认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是儒家沟通过程的特征,这使不同的视野焦点重叠的不断增加。③这有利于达成罗尔斯所谓的“重叠共识”。再次从协商结果上讲,中国文化中有中庸的理念和对共识的心理预期。即使在协商出现了意见的冲突,在下结论时,理性的中国人也往往会崇尚“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和“礼尚往来”观点,会尽量相互尊重,并设法平衡多方利益而不走极端。因此,在广大基层,民众对形成共识有较强的心理预期。对温岭的调查表明,超过80%人希望协商能达成一致,而能接受协商无法达成共识的人仅有6.6%.可见形成共识是有倾向性的共同期待,而无果而终的协商则为人们所拒斥。⑧ 2.集体主义的价值理念 公共精神指引下的理性协商有利于克服个体理性和观点上的狭隘性与局限性,使转变个体偏好、形成共识成为可能。而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公共利益,“天下为公”、“重义轻利”,此方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这里所谓的“公”,可解释为一种所有权,即共同所有,类似于西塞罗对共和国是“人民的事业( Commonwealth)”的界定。①既然天下不应当是某一个人的天下,而是人人的天下,这不仅意味着人们都有权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且这种治理应以天下大义为优先考量,因此在协商的过程中就应当出自公心,以集体利益为重,而不能完全出自于私利。而在当代社会,我们也一直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要顾全大局,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私利,为集体和社会作贡献乃是人生的最高价值所在。传统的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价值观无缝结合,广大民众耳闻目睹,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对集体利益的认同。而西方文化则崇尚“天赋人权”,过于强调个人权利,深厚的个人主义传统使多元利益和价值观难以调和,甚至会造成不同群体的紧张冲突和撕裂。而当代西方政治学对纯粹个人主义的批判和对共和主义的回归,也是出自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在温岭模式中,协商参与者对公共利益、对义务的强调也给西方观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此他们不禁感叹道:“他们仍然讲义务”⑦。 (五)偏好反思机制:推动公共理性的生成 无论是多元的参与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议程控制机制还是心理机制,其目的都是为了促使个体在表达偏好的同时还应充分考虑对方的观点,以促使对自我偏好的反思,从而推动公共理性的生成。这需要通过意见的公开表达、理性说服与感性表达的结合、协商过程的动态开放性来实现。 1.意见的公开表达 协商民主与传统票决民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是通过公开讨论而非匿名投票来表达偏好,公开讨论的目的是让自己的观点得到他人的理解和赞同,但若是纯粹出于个人私利的偏好表达则必定难以为公众接受。因此,公开表达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要站在公共的立场、他人的立场来思考问题,并反复检视自己的观点,即使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其理由也一定应当是公共性的。这就是汤普生和古特曼所说的“互惠性”,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调控公共理性。③因此这会形成对个体偏好的反思,从而促进共识的形成。温岭模式的成功经验证明了公开表达意见对形成公共理性的意义。在泽国镇扁屿村的恳谈会上,公众在表达对公共问题的看法时,无论给出了自己的哪种观点,都会用公开、理性的举证来阐明其理由,而不是单独陈述自己的私利。比如在是否要兴建让外来人口集中居住的“新民之家”的问题上.尽管这可能影响到村民们的房租收入,在讨论过程中,他们给出的理由却是:这是否有利于外来人口的管理?对治安和卫生的影响若何?尽管在开始有相当部分的村民不愿意建新民之家,而最终讨论的结果,则有88%参与者同意。④ 2.理性说服与感性表达的结合 传统协商民主理家认为,协商的过程应当是意见的理性表达。但这对中国基层协商民主过于理想化,通过严谨的逻辑陈述偏好及其理由是多数公众所不擅长的,理性论证也不应是唯一的沟通方式。通过理性的说服与感性的表达相结合,能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使自己的观点被理解,从而促使偏好的反思。基层民众在协商中有相当的理性成份,因此其观点对其他人都有相当的说服力。然而中国基层协商中常会伴随较多的感性表达,这也能起到和理性沟通类似的效果。正如艾利斯·杨所说,沟通是可以多元化的,叙事式的“沟通民主”能弥补理性论证的不足,更好地增进他人对自己境况的理解,更有利于协商的平等性。⑤在温岭泽国镇的协商实践中,存在不少女性参与者更多地偏好使用问候、讲故事甚至肢体语言等方式来表达意见。尽管她们有时看问题较为简单和直接,但这与理性协商并不完全矛盾,也可以是将理性的观点用直观的方式表达,这为女性用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声音提供了空间。可见,讲故事也能用感性的方式打动他人,以更好地传递自己的价值观,并推动他人对自己立场的深入理解。这种独特的沟通方式能使倾听者与倾诉者“共情”,并促使偏好的反思。因此基层协商不应无视感性的表达,而是要更好地利用和引导,使其与理性的说服相结合,以更好地促进参与者间的观点沟通、推动不同的观点的相互理解来转变个体偏好。 3.协商过程的动态性 协商以共识为目的,但并不必然带来共识,偏好的转变应基于公众更开阔眼光基础上的反思,而非对偏好的直接压制。在不同意见都很有道理即“多元公共理性”的情况下,如果简单地运用多数原则必然使少数人的偏好被打折或压制,这并不符合协商民主的初衷,因此需要基于动态性的协商。协商共识是有条件的、可错的,因此协商的结果应该对未来的挑战持开放态度,它不妨碍持不同观点的人继续寻找证据或理由,使其在接下来的协商中获得多数人的支持,从而修正共识。在温岭模式的协商议程中,一般都会用较为充分的时间,安排多轮协商会议以促使偏好转变。如泽国镇的民主恳谈会就分为上午和下午两场大会,上午的讨论为自己、本村考虑得多,下午则为本镇考虑得多,通过听取其他人和专家的观点,自己的视野开阔了。①而箬横镇的预算恳谈则在正式的审议之前增加了两轮初审,其间隔长达一个月,参与者利用这些时间更多地搜集证据,修正观点。@这种动态的协商为克服有限理性、更多地思考公共利益、转变个体偏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总结 不难看出,通过协商共识机制的良好运作对提高共识的质量、推动决策的科学化有重要意义。然而,一个好制度也需要更高的成本,如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来组织协商、更多时间成本来参与协商、更多的物力成本来准备相关资料等。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日益富裕,公众接触信息的渠道也在增多、政治素养在不断提高,对利益表达的意愿在增强,这都为协商民主的推行提供了必备条件。但基于中国基层的复杂现实,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推广基层协商民主时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仍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但无论选择哪一种协商模式,都必须要综合考虑多元的参与、信息的共享、议程的控制、文化传统等影响形成共识的多方面因素,克服不利于共识的因素,从而促进公众在充分表达其意愿的基础上实现个体偏好的转变,最终达成有效的共识。重视共识的形成过程,也就是重视群众意见和表达的过程,是广泛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的过程,这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 [责任编辑钱道赓]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zhlw/20171010/72648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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