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建设历程中居民主体性变迁分析

【作者简介】张必春(1982-),男,江苏江都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城市社区问题研究;张彩云(1993-),女,湖北襄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一、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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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必春(1982-),男,江苏江都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城市社区问题研究;张彩云(1993-),女,湖北襄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一、文献综述及问题缘起 随着二十世纪90年代新旧经济体制交替,城市社区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学者对城市社区问题的研究,城市社区建设历程便成为了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共同研究的对象。这些学科的分析视角有:第一,社区建设地位的视角。该视角认为社区建设地位从“拾遗补缺”到“发展战略”的显著提高,可以将社区建设历程划分为填补单位制真空时期、行政整合时期(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协作化)、社会分工时期、城乡及区域统筹时期(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一体化)。①第二,社区建设行动主体的视角。该视角认为从“政府主导”到“社会参与”日趋多元化,可以将社区建设历程划分为政府主导的居民福利性参与时期、社区居民的志愿积极性参与时期。⑦第三,社区建设内容的视角。该视角认为从“社区服务”到“社会建设”的逐渐完善.可以将城市社区建设历程分为“单位一街居制”时期、社会服务时期、实践探索时期、实验探索时期、示范推进时期以及深化提升时期。④第四,社区建设工作重点的视角。该视角认为从关注“硬件设施”到“管理体制”的转换,可以将社区建设历程划分为普及社区概念、改革传统社区体制、建设新型社区体制、完善新型社区组织、发展社区服务体系以及真正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社区居民能力和潜能、实现社会现代化等阶段。@ 诚然,对城市社区建设历程,以上学者从各自研究视角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剖析,共同点在于从社会体制管理的视角突出城市社区的变化,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社区的本质所在:社区是居民的,居民才是社区的主人。而居民唯有成为这样的主体时,人才有更多的可能性,让自己及群体的生命更加丰富。③ 因此,本文的研究视角立足于两个基本判断:第一,社区建设是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第二,没有主体性的人或组织不是真正的行动者、不是真正的主体,他/它们共同参与的过程实质应该是他/它们主体性逐渐生成的过程;然后从这两个判断中梳理出要讨论的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如何分析各类行动主体的主体性;第二,行动者主体性生成过程与社区建设过程存在何种关系;第三从制度激励、资金支持、能力建设、资源链接、服务需求表达、服务需求策划、服务公约确立、服务产品供给等八个维度为分析路径④,通过界定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居民的主体性,重点从社区居民主体性变迁的视角分析我国社区建设历程。 二、我国社区建设历程的划分依据 本文采取社区建设主体性视角,以我国社区居民主体性的地位变化为依据,对我国社区建设历程进行划分。 (一)社区是居民自治的共同体 自2000年民政部对社区进行了新的定义: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政府和民众的沟通桥梁。每一个社区有着清晰的地域范围,现在被界定为“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做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⑤。在这个解释中,社区的定义更加狭隘,不再包括街道办事处,而仅仅指居民委员会。此外,学界对社区的本质也有一定的描述:社区的本原应归属于社会学的意义,根本在于居民的参与⑥,如“沈阳模式”中社区是以一个利益为纽带、以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为核心要素的自治共同体⑦。由此可见,无论是法律文件亦或是学者论述,对于社区本质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都未曾离开过 “居民”二字即把居民放置于社区的核心地位,社区则是作为居民自治共同体的存在。 (二)居民主体性及其演变 主体性作为人在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在哲学界,有人认为“主体性包括主体的自主性、主观性和自为性”@;也有人认为“主体性的要点是能动性、创造性、自主性”⑨;还有人将马克思对人主体性的有关论述进行了概括,指出“人的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在客体的作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⑩。它的本质内容就是“人在自觉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自主性、自为性、自立性、能动性”⑩。从以上学者对主体性内涵的理解,可以将人的主体性表现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点:自主性、主观性、自为性、能动性、创造性等。由此可见,居民主体性,主要是指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居民作为社区建设的主体而存在,在建设活动中担任主角。在日常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尊重居民的意愿,了解居民的需求,以居民为基本依靠力量,最广泛充分地调动居民的积极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推动社区发展。居民主体地位的确立和主体性作用的发挥,是决定社区建设能否成功以及建设成效能否延续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多元行动主体共同建设的社区治理中,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地位,客观上要求各行动主体在尊重社区居民的意愿和需求、发挥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各主体相互关怀、相互协调、相互交换资源并通过互信互善而达至社区善治的目标。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居民主体性往往和政府包办惯性、社会组织给予思维不协调地交织存在。从连续谱的两端来看,在国家中心主义视角下,政府包办行为较强,居民主体性较弱,而在社会中心主义视角下,国家包办行为较少,居民主体性则较强。目前我国选择的是国家主导的政府行动,未来将走向政府主导的社会行动,因而在这一过程中,居民的主体性将出现从弱到强的变化,社会组织的主体性也存在同样的变化过程。因此,本文从政府包办惯性、社会组织给予思维、居民主体性三者此起彼伏的力量对比中,划分我国社区建设的历程。 (三)我国社区建设的历程 从居民主体性的角度出发,我国社区建设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政府包办阶段。从1954年到1990年,主要体现的是政府包办思维。在该阶段是以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确定服务内容、配置服务资源、提供服务项目、分解服务责任、行政考核服务,因此,在这个阶段中,政府包办思维明显,居民的主体性完全没有体现出来;第二个阶段:给予式服务阶段;从19 91年至2012年,主要体现的是社会组织的给予思维。在该阶段,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成为政府在体制之外为社区所培育的新建设主体,它使城市社区建设走向“嵌入式三社联动”①。在这个阶段,居民的主体性出现萌芽,但取决于社会组织的开明纳言程度;第三个阶段:增能式服务阶段;从201 3年直到现在,主要体现的是社区居民主体性。在该阶段,政府通过社会组织向社区居民委员会赋权增能,在社区内部自主生成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相互增能的主体性共同培育机制,构建“内生式的三社联动”,形成以充分发挥社区居民主体性为基础的多元复合主体增能式服务阶段。 三、我国社区建设历程中居民主体性的变迁 透过上述对我国社区建设阶段的划分,笔者试图以政府包办惯性、社会组织给予思维和居民主体性之间的关系为着眼点,聚焦于居民决定权和行动权及其相关条件,阐释社区建设历程的特点。 (一)政府包办阶段 政府包办阶段指19 54年到1990年,由政府作为单一主体进行社区建设,突出的特点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实质是通过公共服务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这一阶段凸显的是政府主体性,而居民委员会主体性稍弱,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几乎未体现。 1.政府包办阶段的表现 政府包办阶段从时间维度上经历了1954-1977年的“单位一街居制”时期到1978-1990年的社区服务制时期。 第一,单位一街居制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受长年战乱影响,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中。为此,国家通过 “单位制”实现了整个社会的快速组织化;一方面,单位为职工提供“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伤残等服务,并依照个人职务和资历的高低,有一套不同等级的供给标准”②,学者将这种模式称为“单位福利”③;另一方面,街居制覆盖没有单位的人。1954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和《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要求街道在城镇的优抚、救济、防奸、禁赌、禁毒等方面为居民提供服务。有学者也谈到当时实际生活,如治安、调解、卫生清洁、防火防盗等事务的完成是在政府主导下,居民委员会是代表政府去完成的①。可见,在该时期国家通过单位制为单位职工提供全部公共服务,以街居制为社会边缘群体提供最基本公共服务。 第二,社区服务制时期。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国有企业改革,单位解体、单位制瓦解,国家通过单位提供的公共服务随之消失,使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更为迫切。于是国家民政部在1980年恢复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的职能后,在1986年开展了以民政对象为服务主体的“社区服务”,1989年颁布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也将居民委员会的工作范围进一步拓展至宣传法律,办理公共事务和公共项目,做好与居民利益相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等。在该时期的社区服务中,政府仍是城市社区最大最强的治理主体,社区的各项服务基本上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政府外的社会力量都还很弱小。②综上所述,在该时期社区公共服务基本是社区供给,和上一个时期相比,公共服务供给内容大体相似,只是供给主体从单位变为社区。 2.政府包办阶段的特点 通过政府在社区建设包办阶段的表现,可以清楚明晰:政府依靠自身的垄断资源,实行体制内的资源循环,运用自上而下的供给式服务,使其服务对象遍及全体成员,服务内容增至社区各方面,服务产品涉及各领域,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社区公共服务的决定权在政府。就决定权中的社区公共服务表达而言,政府包办阶段大部分与公社制、单位制和街居制重合,公共服务的典型特征是“全权办理”,尤其是在单位制“从出生到死亡”的管理模式③,涵盖了劳保福利、子女入学、就医吃药等日常生活的全部,该阶段中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参与较少;就决定权中的社区公共服务策划而言,在该阶段政府的公共服务大部分都是按照“清单供给”④,不需要服务供给方策划或居民参与。由此可见,在政府包办阶段,公共服务的策划权是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的主体性未得到体现。 (2)社区公共服务的行动权在政府。就行动权中的社区公共服务公约确立而言,“政府集所有的角色于一身,成为社会生活的唯一主体”⑤,对社区公共服务所实行的单一向度管理方式,使组织和个人对政府形成高度依赖.只能被动接受安排,服务公约确立由政府决定;就行动权中的社区公共服务产品供给而言,在单位一街居制时期,国家实行自上而下资源配置和自上而下政策贯通的“伞状结构”⑥模式,使社区公共服务也由政府供给。在社区服务制时期,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作为政府在社区的唯一合法行为者,也承担着代替政府作为服务产品的供给者角色。因此,在政府包办阶段,公共服务的行动权也是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的主体性未得到体现。 (3)社会力量未有效整合协同。社会力量在社区建设中能否得到有效整合主要体现在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是否在社会公共服务决定权和行动权中,发挥各自的主体性功能和作用;而在这一阶段,政府建立的“国家一单位一个人’’⑦的一元主体性社区管理模型,以供给制为主体的“准军事制度”@,自上而下决定服务需求和服务活动策划,单一式制定服务项目公约和服务产品的供给,将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功能和作用近乎完全地排除在外。有学者也指出在这一阶段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的高度重叠,无不体现着政府对社会的全面控制,①对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社会力量缺乏有效的整合,对于促进它们主体性的作用发挥更是欠缺。 由此可见,我国社区建设在政府包办阶段中,由于政府作为社区建设的唯一治理主体②,充当着“全能管家”的角色,强行政化的管理方式,使政府在社区建设中自上而下地确定服务需求、自上而下地策划服务活动、自上而下地确立服务公约、自上而下地提供服务产品,这种政府单方管理和服务的层级结构将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的主体性排除在外,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大而全”:“从摇篮到坟墓、从生产到生活、从分配到消费”③,在此过程中,社区居民几乎都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主体性也并没有得到体现。 (二)给予型服务阶段 给予型服务阶段指的是1991年至2012年,政府通过制度激励、资金扶持、资源链接等方式,培育社会组织,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然后由社会组织向社区居民提供服务,我们将这一阶段简称为“嵌入式三社联动”,在该阶段中凸显的是社会组织的主体性,政府包办惯性有所消减,且居民主体性开始萌芽。 1.给予型服务阶段的表现 经过多年发展,随着政府包办阶段公共服务成本高、效率低等问题的日益突出,英国社区重建、日本社区再造、韩国乡村运动、台湾社区营造等新思想的传播。时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同志于1991年7月在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指出,社会工作开展社会服务,具有完善社会生活功能,研究和参与社区建设是协会今后重要任务。此后,在各地实验探索中,涌现了具有代表性的“沈阳模式”、“江汉模式”等社区建设模式。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在全国兴起了社区建设的高潮。在此过程中,政府通过制度激励、资金扶持、资源链接等方式,探索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跨界合作,在体制之外培育新的行动主体。 政府通过政社分开、政事分开的推进职能转变,运用一系列政策工具为社会组织的培育提供空间,如在“政府购买服务”中将原本由政府直接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事项采用公开招标、定向委托的方式交给符合资质的专业社会组织或社会工作者完成,并鼓励各界为社会组织提供资源;同时,政府鼓励社区大力引进社会组织,并将社区公共服务生产功能从政府职能中分离,使社会组织在社区提供的服务得以扩展:从单纯的福利服务逐步向全体居民的社会福利服务、便民利民服务等系列展开,使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主体性得到充分彰显。 2.给予型服务阶段的特点 通过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给予型服务阶段的表现,可以清楚明晰:虽然政府向社会分权、对社区赋权的做法,给予了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极大的主体性,但是社区居民主体性仍然没有得到彰显。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公共服务决定权在社会组织。就决定权中的社区服务需求表达而言,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联系居民和社会组织的中介存在,代替社区居民表达。社区居委会“半行政半自治”④的双重属性,将居民需求通过各种方式汇报给上级政府部门,进入政府的购买服务清单;就决定权中的社区公共服务策划而言,主要是社会组织策划。政府作为公共服务购买方,向社会进行公开招标,中标的社会组织进入社区提供服务。由于政府将服务人数和活动次数作为考核标准⑤,迫使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策划中仅敢于考虑自身能够完成的任务。 (2)公共服务行动权在社会组织。就行动权中公共服务公约确立而言,主要是社会组织决定。社会组织由政府购买服务进入社区,担负着完成服务项目的责任,各领域的社会工作者根据行业发展的规律和各地区的实践经验总结,从而得出较为相似的公约内容,充当决定者角色,如X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CM社区、QX社区所进行的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公约内容基本一致。就行动权中公共服务提供而言,也主要是社会组织来完成。因为此时政府已通过购买服务,把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转让给社会组织,意味着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由社会组织来完成,笔者在SZ调研中发现的社区矫正就是由SZ发展中心来完成。 (3)社区居民主体性开始萌芽。正如上文所讲,在给予型服务阶段,公共服务的决定权和行动权在社会组织,由于社会组织相对予以科层制为明显特征的政府而言,其决策机制和行动机制都更加扁平化;同时社会组织的使命就是承接政府服务,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①,因此,社区居民的需求才是社会组织存在的根本,很多地方甚至打出“社会组织为居民量身定制服务”口号,由此可见,社会组织的组织架构和愿景使命都决定了他们应该具有一定的开明纳言的意识,愿意听取社区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在这一过程中,社区居民逐渐发现,原来社区服务内容是可以由我来“点餐”的,因此在给予型服务阶段,虽然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但是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开始逐渐萌芽,虽然这种萌芽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组织开明纳言程度的影响。 由此可见,在我国社区建设逐步从政府为单一主体包办型进入到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给予型服务阶段中,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将大量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转让给社会组织;同时由于社会组织更加善于也愿意开明纳言,因此社区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容易被吸纳,居民的主体性从而逐渐萌芽。概言之,和政府包办阶段相比,这一阶段居民的主体性逐渐显现。 (三)增能型服务阶段 增能型服务阶段指2013年直到现在,这期间政府部门、专业社会组织借力打力,通过制度激励、资金扶持、能力建设、资源链接向社区工作者赋权增能,再借助社区工作者向社区居民赋权增能,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建设,我们将这种方式简称为“内生式三社联动”,在该阶段中呈现出以发挥社区居民主体性为基础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局面。 1.增能型服务阶段的表现 多年来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取得初步进展,嵌入式三社联动也成为“先进模式”进行推广,然而由于社区社会工作者主要由社区工作人员担任,进而引发了社区负担过重的问题,于是就有了从2013年逐渐开展的社区减负工作试点,有学者也指出在该模式下,居民更多时候是社区服务的享受者,而非参与者。②于是,在201 3年民政部、财政部所颁布《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中“大规模培养和使用社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引导和培养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和社区事务,加强社区居民能力建设…组织社区居民实现自助、互助和社区自治”等思想指导下,国内社区建设逐步走向更加关注于如何发挥居民在社区建设的主体性功能和作用阶段。在各地的实践中,湖北省黄石市、成都市成华区、苏州市工业园区在当地政府鼓励下,向社区工作者赋权增能,再借助社区工作者向社区居民赋权增能,在社区内部自主生成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相互增能、共同作用的机制。 就具体过程而言,在实际生活中由社会工作者引导社区工作者就“组织居民参与,面临的困惑、期待”开展对话,把话语权交给社区工作者,传授社区问题诊断技术、需求调查技术、居民会议技术、社区活动策划技术等技术体系引导居民自我赋权增能。这套技术体系的实施使居民出现了从“不理解”到“围观”,再到“参与”等一系列变化,不仅充分激活了居民的主体性,也实现了“社区是居民的”③基本工作理念,完成了社区工作者从包办者/控制者转向引导者/协同者的转变,最终使社区服务从“为居民服务( for)”到“和居民一起服务(with)“再到“由居民自我服务(by)”的转变。这一做法是创新“政府一社会”关系模式的生动实践,使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从“命令一服从”关系转变为“对话一合作”关系,把社区事务的决定权和行动权交给居民,提高居民自治意识,增强居民自治能力。① 2.增能型服务阶段的特点 通过社区建设历程中社区居民在增能型服务阶段的表现,可以清楚看到: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充分发挥居民主体性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格局,其特点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1)公共服务的决定权由社区工作者引导社区居民行使。就决定权中社区公共服务表达而言,由社区工作者通过社会工作者所传授的“参与式问题诊断技术”和“需求调查技术”将话语权充分交给居民,引导社区居民使用“卡、归、打”②等方法进行需求表达;就决定权中公共服务策划而言,社区工作者通过运用社会工作者所传授的“公益项目策划技术”,引导居民分成“三到五人”小组进行团队创意活动,社区居民以自我投票方式选出最佳方案,从而在此过程中充分激发居民的创造活力,实现从“为民做主”、“替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转变③。 (2)公共服务的行动权由社区工作者引导社会力量共同行使。就决定权中的服务公约确立而言,社区工作者通过社会工作者所传授的“公约协商技术”,引导居民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以“同意、反对、弃权”的表决方式完成对公约内容的制定,居民各自在所能够落实具体的公约条款处进行签字,实现“谁决定、谁执行”;就决定权中服务产品供给而言,社区工作者通过社会工作者所传授的“社区资源开发技术”,使用“积分兑换方法”,按照居民、家庭、单位三大主体进行社区积分账户的分类,以兑换服务、物质奖励、精神鼓励等措施,链接社区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引导多种社会力量对社区服务产品进行供给,实现“谁参与、谁认同”。 (3)公共服务中多种社会力量有效参与。前两个阶段中,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或局限在政府部门亦或是社会组织,而在增能型服务阶段,政府、社会工作者、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等多种社会力量都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具体而言:政府利用资源配置培育和引进社会组织,推进社区领域居民自治和第三方组织的介入,为社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社会工作者通过一系列专业工作方法和技巧的传授,对社区工作者增能,为社区工作者提供培育居民主体性的技术支持,为社区公共服务提供专业人才保障;社区工作者作为一个中转站,将从社会工作者学到的技术和方法,转而传授给社区居民,从而实现对社区居民的增能,培育居民的主体性,为社区公共服务提供动力支持;居民在此过程中,社区建设参与途径得到拓展,范围得到扩大,而且,在公共服务中的决定权和行动权方面,其主体性得到明显增强,为社区公共服务持续性地提供保障。 (4)公共服务中注重行动主体的能力建设。在该阶段社会工作者、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建设的行动主体,更加注重自身的能力建设。对社会工作者而言,鉴于目前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等社会工作技巧都具有给予型服务的特点,需要吸取行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研发基于社区居民主体性培育的社区社会工作技术体系;对社区工作者而言,注重学习并及时运用所掌握的专业社会工作技术和方法的能力,在社区建设中扮演引导者、增能者的角色,引导居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激发居民行动的积极性,从而激发居民的主体性;对于居民而言,要改变传统“公益看客”、“搭便车”陋习,按照“谁决定,谁执行”、“谁参与,谁认同”的方式,从需求表达开始,逐渐过渡到公约制定、产品供给,从而逐渐使居民主体性得到激发、培育和形塑。 由此可见,我国社区建设在增能型服务阶段,政府通过政策激励和资金扶持,鼓励社区居民委员会策划和运作社区公益服务项目,坚持服务居民与组织居民,以及居民赋权与居民增能相结合,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得到培育;社区工作者引导居民自我表达参与公益服务的意愿,把服务活动的策划权、服务公约的制定权、服务供给的行动权交给居民,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一阶段并不是仅仅彰显了居民的主体性,削弱了其他主体,而是充分展现了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多元主体性合奏的过程。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是引导者,社会组织是陪伴者,他们都以自己特定的形式发挥着主体性作用,但最终落脚点在促进居民主体性的发挥,且目标是在充分发挥居民的主体性作用基础上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机制。 四、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与社区居民的主体性生成 论述至此,跳出社区建设历程,将视野转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社会体制的变迁,不难发现:我国社区建设的历程一定意义上和我国的体制改革进程同步。我国从经济体制改革到社会体制改革,实际上每一次的改革也都是社区建设阶段中社区居民主体的激发和生成过程。具体而言,20世纪末以经济体制为主的改革将社区建设历程从政府包办阶段引向给予型服务阶段,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范围逐渐收缩,社会组织的主体性逐渐生成,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开始萌芽;同样21世纪初以社会体制为主的改革将社区建设历程从给予型服务阶段引向增能型服务阶段,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得到培育和强化,且从主体性结构来看,这一阶段社区建设的主体性逐渐被形塑成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共同彰显的复合主体性。详见下图。 首先,计划经济体制与公共服务的“政府包办阶段”(1954-1990年)。新中国成立后,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中,为了调动全国资源,集中有限力量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我国实行的是国家主导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形成了“单位办社会““公社办社会”的模式①,这就是社区建设的“政府包办阶段”,这一时期国家是公共服务的唯一行动治理者,居民没有自主决定权,所以此时居民主体性也几乎没有;同样,这一阶段,还没有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更遑论主体性了。因此从主体性结构来看,这一阶段主要彰显的是政府主体性。 其次,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公共服务的“给予型服务阶段”(1991-2012年)。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经济效率不高,商品供给短缺问题长期存在,党中央逐渐认识到体制是束缚经济发展的障碍,于是199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②,这种经济体制的改革助推政府职能转变③。就公共服务领域而言,“政府购买服务”成了政府治国理政的新思维@,将原本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转交给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从而实现改善社会治理结构、满足公众多元化个性化需求的目的。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我国的公共服务进入“给予型服务阶段”,这一阶段中社会组织的主体性逐渐增强,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在“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⑤,并开始萌芽;从主体性结构来看,这一时期的政府主体性仍然存在,但是已经出现了从前台向后台,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就社区建设中的主体性来看,主要彰显的是政府的宏观把控性,社会组织主体性以及刚刚出现萌芽的社区居民主体性。 最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与公共服务的“增能型服务阶段”(201 3年至今)。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一个亮点:由于传统“管理”模式存在明显主体与客体的界限,逐渐被治理理念所取代,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成了社会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治理”往往指“协同治理”,强调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管理,在新的社会治理格局中,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党委领导是根本,政府主导是关键,社会协同是依托,公众参与是基础。①就社区公共服务而言,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后,社区各行动主体被充分调动起来,尤其是社区居民参与被视为社区能否实现多元共治的关键要素,因此社区居民主体性被不断的培育;就主体性结构而言,这一阶段,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居民等各行动主体性也逐渐生成,同时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和政府主体性中的“积极因子”得到保留,因此社区建设进入“复合主体性”的阶段。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的90年代初以经济体制为主的改革和2013年以来的以社会体制为主的改革助推了社区建设历程从“政府包办阶段”、“给予型服务阶段”向“增能型服务阶段”的演进,同时这种演进历程也是社区居民的主体性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但是需要重点强调的是,2017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提出“增强社区居民参与能力,要求提高社区居民的议事能力,凡涉及城乡社区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关于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困难和矛盾纠纷,原则上由社区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牵头,组织居民群众协商解决。”由此可见,居民参与作为构建新型社会治理体制、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居民主体性的培育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它将会一直在路上。 [责任编辑王建国]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zhlw/20171010/72648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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