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工程视野下的非遗数字化存档保护研究

现代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一方面促进了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口头传说、传统生产技艺、传统习俗、传统表演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面临保护、传承和发展等方面的困境。要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使其得到传承和发展,首先要做好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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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一方面促进了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口头传说、传统生产技艺、传统习俗、传统表演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面临保护、传承和发展等方面的困境。要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使其得到传承和发展,首先要做好非遗的抢救性保护工作,以保存文化基因。采用数字化技术对非遗数据进行保存与展示,对非遗资源进行数字化管理,是非遗保护工作的必然选择。2012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正式纳入《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旨在充分利用图、文、音视频等多种记录手段,加快非遗资源采集,建立非遗项目权威展示平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各国自1992年以来开展的“记忆工程”项目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新的契机。该项目将非遗数字化保护与记忆工程建设相结合,以数字资源整合与保存为主要方式,通过挖掘文献信息资源、集口述史和影像资料、建设专题资源库等方式,收集、整合、保存、传播本民族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的集体或个人记忆资源,有助于推动世界各国记忆遗产及文献遗产的保护工作,实现非遗信息资源的有序性和完整性,促进非遗的传承与发展。 1 相关概述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指出:“要运用……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遗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起档案和数据库。”随着数字化存储技术的发展,非遗存储手段将更加多样化。 1.1 非遗信息资源存储现状 非遗数据来源多样、结构异质,大多包含较大信息量,具有长期保存、方便管理的需求,常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三维模型等多种形式储存。在物理层面,除传统的光盘、磁盘存储介质外,磁盘阵列、分布式存储等技术为大容量存储提供了可能,而光纤和一系列网络协议也成为支持数据异地存取的有利条件。在数据层面,数据库技术、数据仓库、大数据等存储技术的发展促进了非遗数据的结构化和有序化。 (1)建档式存储方式研究。李姗姗等[1]将建档式存储定义为“通过拍照、录音、录像等方式将其固化至一定载体,形成实物档案以供整理、保管和利用”。作为一种有效的非遗存储方式,建档式存储为世界非遗资源保存提供了重要支持并受到广泛关注;覃美娟[2]从档案的角度研究了如何以建档的方式将无形的文化遗产“有形化”,从而达到存储的目的;邢素华[3]从文字、乐器、录像、音响等要素出发,提出了对音乐类非遗项目进行建档式保存的存储策略;何芮[4]则针对非遗传承人信息,通过对已有档案资料及原生性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组织、检索,实现对非遗文化的传播、利用、传承。鉴于非遗具有活态性、传统性、整体性等特殊性质,简单的建档式存储通常忽视了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特性,不利于非遗的原真性保存。 (2)数字化存储方式研究。随着图形图像、视频处理和二维建模等技术的高速发展,数字化存储因其无破坏性、传播面广等优势已逐渐成为非遗保护和传播的发展趋势[5]。当前非遗资源数字化存储主要通过构建数据库实现,如韩国文化遗产管理部门建立的非遗多媒体资料库Ichpedia。在我国,对非遗数据库建设现状的调研很少,主要以介绍或规范研究为主,如徐拥军和王薇[6]提出我国非遗数据库建设应采取“多方合作建设模式、丰富资源种类和数量、强调全文内容建置、注重推广与应用”的建设思路;董永梅[7]认为要基于内容、载体和用户需求来构建不同类型的非遗数据库;许鑫和张悦悦[8]提出了基于多维元数据方案的非遗数据库存储方法。但目前的研究与实践尚没有形成统一的数据库模块建设内容,因而难以进行基于数据库的非遗资源共享和统一管理,其限制了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 虽然上述两种手段已成为非遗信息资源存储的主要方式,且具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性与可靠性,但在资源信息互通和共享方面仍不尽如人意,这主要因为两点:①由于非遗信息资源及其文化空间的活态性,使其数字化本身就存在一定困难,非遗信息存储缺乏优质的数字资源基础;②上述两种存储方式主要还是针对非遗资源的本地存储,且各非遗数据库建设也不尽相同,导致数据不能互联互通,也就更谈不上共享,这与非遗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承与传播目标是相悖的。“记忆工程”的开展与实践则为非遗资源的数字化存储与用户层面的文化传承、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 1.2 国内外记忆工程的发展现状 非遗是全世界人民劳动与智慧的结晶,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在保存过程中也日渐老化,尤其是当受到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的影响时可能会导致毁灭性的破坏。因此,以非遗为代表的文化遗产长期保存不仅引起了其收藏机构与保护工作者的重视,也引起了相关组织的高度关注。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记忆工程”,以促进对正在老化、损毁、消失的人类记录的抢救和保护[9]。随着数字化技术、数字图书馆技术的发展,各国开始大力推进文化遗产数字化和记忆工程项目,如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主导开展的“美国记忆”、由新加坡交通和信息部牵头的“新加坡记忆”等。除此之外,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均开展了记忆工程项目。 我国记忆工程实践项目可分为国家级、城市级和地区级。国家级记忆工程项目以国家图书馆开展的“中国记忆”项目为代表,城市级记忆工程则以介绍城市乡村变迁、家谱资源、文化资源、历史资源为主。自2002年青岛市档案部门率先提出“城市记忆工程”后,武汉、柳州、大连、上海等城市也相继推出“城市记忆工程”项目[10],并逐步向地(县)级市(区)推开,呈现出逐层推进的趋势。此外,台湾、香港等地区也启动了类似的地区级项目,发展态势良好[11]。 在理论层面,学界对记忆工程的研究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通过梳理世界记忆工程的发展现状,对国内记忆工程建设提出建议与对策[12-14];另一方面,则是深入探讨记忆工程项目的建设现状与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与改进措施,其研究聚焦于各省市开展的城市记忆工程[15-17]。以上研究虽指明了记忆工程的开展对我国文化资源建设的重要作用,但仍缺乏以记忆工程为基础进行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的具体路径,与非遗领域进行具体结合的研究更为少见。实际上,记忆工程作为一种“抢救性保护”手段,是非遗数字化保存的第一个阶段[18],以实施记忆工程所产生的数字化非遗资源为基础,进一步实现其存档保护,有利于非遗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承与传播。 2 我国记忆工程的非遗数字化建设实践与不足之处 为全面了解记忆工程中的非遗资源数字化建设现状,本研究调研了我国目前文献中所记录的记忆工程项目资源建设情况,涉及到北京、广州、武汉、浙江多个省、市、地区,共计52个项目,其中国家级项目1个,市级项目49个,地区级项目2个。调查显示,一部分记忆工程项目并未建立起面向用户的统一门户网站,资源呈现方式主要以宣传片、丛书、文集为主,如北京记忆、山东记忆、山西记忆等;另一部分记忆工程项目虽提供统一检索入口,但并未涉及与非遗有关的项目,如上海年华等。本研究列举了目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记忆工程所开展的与非遗项目直接相关的内容,且这些非遗资源已经以数字化形式进行保存,并提供用户浏览与检索(见表1)。 调研发现,目前我国虽有众多城市、地区实施记忆工程项目,其内容涵盖了经济、教育、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但却较少涉及非遗资源,其建设内容也多为概括性介绍,零星分布在多个板块中,缺乏对非遗资源的系统梳理与全面展示。具体来说,目前记忆工程中的非遗数字资源建设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 (1)组织协调层面。无论是记忆工程还是非遗数字资源建设都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涉及到多个实施主体。大多记忆工程的实施主体是综合性档案馆,部分是城建档案馆和社会其他主体,而非遗资源建设的主体也涉及到政府文化部门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多个机构。但由于各部门之间的融合和重视程度不够,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之间缺乏资源共建意识,即使在组织机构内部,如图书馆总馆与分馆、分馆与分馆之间也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机构间各自为政,导致非遗数字资源重复建设较多,且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跨部门实现资源共建共享的困难较大。 (2)管理融合层面。非遗资源呈现出海量、多源、异构等特征,其数字资源建设涉及资源采集、资源组织、资源服务等多个层面,但目前的非遗资源建设仍以保存为主,开发、利用意识较为薄弱。记忆工程中的非遗资源主要以建设数字文献资源库为主,大多是将历史文化资源加以编码、储存和提取,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各种形式进行记录和展示,并未建立起统一检索平台为用户提供服务,缺乏对非遗的传承和生产性、开发性保护。 (3)技术协同层面。目前以记忆工程为基础的非遗抢救式保护主要有文字、录音、摄影、录像等方式。然而,书籍生霉、图片蜕变、录像老化、录音失真等问题都会使记录的非遗信息出现不同程度的失真。现代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非遗的采集、保存、展示与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如何协同利用数字化采集、数字化存储、数字化复原、数字化在线、数字化展示、数字化传播等新兴技术,构建合理的非遗保护技术体系,是数字化技术在非遗保护、传承与开发方面的关键性应用。 3 记忆工程与非遗存档保护相结合的可行性分析 无论是开展记忆工程还是非遗存档保护,都是通过对重要历史事件、重要人物、濒危民族记忆与传统记忆相关的影像、照片、手稿、档案等进行收集和整理,并对数字资源进行储存、保护、传播和传承,并以数字化的形式加以开发和利用,其目标都是为了保存人类共同的记忆,二者密切相关:一方面,非遗保护的关键是能否让其保持“活态”,而活态的状况主要取决于传承的因素,尤其是那些掌握着绝技、绝活的民间艺人要能够将其技艺、技巧传承下去;另一方面,记忆工程是非遗数字化存档保护的延续,其任务是实施保护和保管文化遗产,促进文化遗产传承和利用。故经过数字化存档保护后的非遗资源也成为了记忆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的来说,记忆工程与非遗数字存档保护在建设主体、建设内容及建设客体等方面都有相通之处,存在着相互结合的基础,具体表现在: (1)两者建设主体能融合。两者的建设主体均涉及到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及政府部门。三馆都拥有丰富的文化信息资源,在馆藏上既有区别又有重叠,如族谱、地图、照片资料、口述资料以及文化档案等在三馆中都有藏品,且三馆分别承担了非遗保护不同层面的工作任务。各馆藏资源之间可以互证互补,实现资源的无缝结合,共同构建完整的记忆项目。 (2)两者建设内容有交集。由政府部门牵头,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为主体的非遗数字资源建设主要涉及各地非遗名录、相关政策法规、传承人、申报指南、项目产品、学术交流、网友交流等内容,其数字化呈现形式有特藏数据库、专题数据库等。而记忆工程以保存城市乡村变迁、家谱资源、文化资源、历史资源为主,两者在民风民俗、文化传统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舞蹈、音乐、戏剧等方面有内容上的重叠,如中国记忆中的蚕丝织绣、大漆髹饰、中国年画等专题,就涉及到多项国家级非遗项目。 (3)两者受众客体可互补。非遗网站着重政策法规、项目申请事项等内容,互动类内容较少,学术交流以刊登学术文章为主,其受众群体主要为对非遗有特殊需求、偏好的群体,受众范围较窄;而记忆工程记录了城市风貌变迁、民族节日活动盛况、文化活动,内容更贴近民众生活,同时支持民众共建、鼓励网友上传资源,具有更广泛的受众群体。非遗项目的传承需要大众的认可,故从长远来看,认同、认知非遗项目的大众认可甚至比非遗保存本身更为重要。非遗保护需要良性循环式的活态传承,受众能够接触非遗和促进非遗传播才是最好的保护,这为实现非遗网站与记忆工程的结合以扩大非遗受众群提出了要求。 4 记忆工程视域下的非遗数字化存档保护策略 不同的信息利用目标决定了其信息资源的组织结构、存储方式及实现技术,而新的数字化采集技术、新媒体传播环境将非遗信息资源变得更加丰富与复杂。针对记忆工程中非遗数字资源建设在组织层面、管理层面与技术层面存在的问题,结合非遗数字资源保护的两大目标——传承与传播,依托记忆工程中的优质数据资源,笔者构建了非遗数字化存档系统技术框架(见图1)。 非遗数字化存档系统技术框架共分为三层,即采集管理层、存档管理层和应用管理层:(1)在采集管理层,通过部署多个采集节点来完成具体的非遗资源采集工作,并通过元数据自动获取实现数字资源的汇集存储;(2)在存储管理层,对采集的非遗信息资源进行存档管理,基于合理的非遗信息资源分类体系构建存档数据库,并建立包括文本索引库、内容索引库、语义索引库在内的综合性索引,同时将非遗数据转换为半结构化的元数据进行存储;(3)在应用管理层,为用户提供非遗数字存档资源提供访问浏览与检索服务,统一层面的开放接口则是为其他的服务系统提供检索浏览与数据输出服务,使用户可以从多种途径访问存档资源。本文所构建的非遗数字化存档系统技术框架,力求可以有效解决非遗数字化建设中存在的三个层面的问题,具体可操作性策略如下。 4.1 组织层面——实行联合采集策略,避免资源重复建设 记忆工程中的非遗数字存档建设需要档案部门和其他各部门之间发挥联动效应,鼓励机构间合作,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建设主体可由文化部、各级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扩大到科研机构、各类协会、企业、团体等机构,同时鼓励社会民众上传资源或提供相关资料,扩大资源收集网络。本文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主要为三个层面,即记忆工程中已经数字化的非遗资源、各馆提供的非遗数据库资源/专题数据库以及开放网络环境中的各类非遗资源。按照采集范围的不同,通常把采集策略分为完整性采集、选择性采集和混合型采集三种策略[19],由于不同机构所提供的非遗数据呈现出海量、多源、异构等资源特征,故对特定网络域进行自动化全面采集的完整性采集策略在实施上有一定困难,本文协同多个文化机构制定联合采集方案,采用选择性采集策略,根据非遗项目内容的相关性以专题形式采集数据资源。这种机构协同模式下的选择性采集策略,只采集各类数据集中与非遗项目相关的资源,实现多次采集、集中存档,有效地避免了由于提供主体异同而带来的资源重复建设问题。 4.2 管理层面——建立多维度分类体系,实现非遗数字资源长期保存 非遗保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管理与机制的问题。非遗数字化存档不同于非遗数字化保存,保存是非遗信息保存到非遗保存项目(如记忆工程项目)的过程,而存档是指在实现长期保存的基础上提供利用。按照组织层面制定的采集策略所获取的非遗数据不但数量庞大而且在不断增长,同时,资源内容类型多样、对象间存在复杂的链接关系、不同时间段采集的内容同时存在、不同机构所提供的资源存在异构,导致以往常用的分类法、主题法已不适应非遗长期保存及利用的需求。本文从传承(保存)和传播(利用)两个角度出发,构建项目类型特征与项目内容特征两个维度建立非遗分类体系[20](见图2),从两个维度实现对非遗数字资源外部特征与内容特征的全方位揭示,以实现非遗保护中原始高保真数据的数字档案式信息资源存储(非遗存档数据库的建立)和面向文化传播的加工整合式信息资源存储(综合性索引库的建立)。    4.3 技术层面——构建非遗数字存档技术体系,提高资源开放利用率 影响信息利用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资源的丰富程度;另一个就是确保公众能够方便获取[21]。许多记忆工程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及多媒体技术,通过搭建多种渠道搭建互动交流平台,加强用户与用户、用户与资源之间的互动,拉近非遗数字资源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发挥记忆工程的社会影响力[22],如:香港记忆在“香港留声”口述历史档案库中搭建互动平台,让不同时代的人从声音记录中认识香港过去的生活风貌;新加坡记忆充分利用博客、社交平台等新型网络互动手段,吸引社会公众参与。但目前无论是在记忆工程中还是非遗数字化建设中,都缺乏系统的技术规范,使得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受到阻碍。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深入非遗数字存档的关键性环节探索非遗数字存档技术体系,包括非遗数字化选择技术(文本、音视频、图片、动作、模型数字化的技术流程规范)、资源组织与存储技术(资源的分类体系、元数据标准、存储的技术规范、版权保护技术)、资源管理技术(资源发布技术、检索技术、资源注册及目录服务技术等)[23]、可视化呈现技术(三维动画技术、虚拟现实技术、语义Web技术、知识可视化技术)以及信息服务与传播技术(无线通讯技术、语义网技术、新媒体技术)等。在优化用户体验的同时,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非遗文化在更大、更广范围内的传承与传播。 5 结语 实现非遗数据的保存与展示,对非遗资源进行数字化存档管理,是其保护工作的必然选择,也对非遗的传承与传播有重要意义。面临着时间推移、文化变迁与资源老化等问题,非遗保护的任务将越来越重,非遗数字化存档工作的必要性也将日益凸显。记忆工程为当代非遗数字化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制度与机制,以记忆工程为资源基础的非遗数字存档保护策略也将有更大的应用空间。当然,记忆工程与非遗数字化存档保护的结合并不能一蹴而就,这就需要构建国家、城市及地区社会记忆基础设施平台,并通过建立政府(档案管理等部门)主导、不同建设主体协同合作、社会组织和成员广泛参与的共建共享机制分期逐步推进。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zhlw/20171010/72648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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