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17BKS081)。 【作者简介】邵发军(1968-),男,河南周口人,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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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17BKS081)。 【作者简介】邵发军(1968-),男,河南周口人,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共提“人类命运共同体”100多次,其规格之高、频率之快、内容之广、立意之深,为世人瞩目。在这些重要的论述里面,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由萌芽到发展再到系统化,由两岸“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亚洲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由基于共同发展的实体性的利益共同体到虚拟的“网络命运共同体”再到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相连接的理性关系共同体,它显示出了由国内提出到周边扩展再到国际传播的时空拓展特点,习近平对此进行的多维度、多视角、多意蕴的阐发,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它既是习近平以深邃敏锐的时代眼光和丰厚的理论修养对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和人类的文明进程给以深刻洞察的结果,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时代依据和理论基础 (一)国际社会共生性关系的生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历史性依据 随着人类历史中“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世界历史的进程展现出了两大基本发展趋势,其一是以资本扩张为驱动轮并通过经济全球化完成拓展疆土的共生关系的发展趋势,另一个是以民族自决与独立、民族国家建立与建设的发展趋势。在这两个基本趋势中,主权与利益原则相统一的后者寓于经济全球化为驱动力的前者之中,二者虽具张力却共生共存,共同存在于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之中,国际社会关系的这种统一性规制了现存国际体系内在本质上所具有的国际社会的共生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一国际社会的共生性关系的逐步形成做了精到的描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世界历史”理论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共同体”思想,当血缘和地缘这一自然共同体被世界货币——资本“抽象”共同体瓦解之时,人类的命运就此而被改变,他们将通过不同的发展形式和发展道路而走向未来的共同体,其间经历了血与泪的苦难、生与死的煎熬,可以说,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揭示了物质的生产、消费与精神的生产成为世界性的生产,人类社会从而开启了一个相互依存和共生的新时代,它质别于传统的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的自然共同体时代。一百多年的大发展,马恩所提出的世界历史已经展露出来它的基本面目。一方面,国际社会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建构国家主权及其国际体系以来,新旧国际体系的交替是以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作为根据的,而由此导致的传统型大国竭力遏制与削弱新兴大国的崛起和挑战,这是国际社会关系发生动荡的根本性原因。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网络化的强劲发展,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的共生共存及其矛盾关系就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共生型结构关系。“和平发展时代里,由于存在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两个体系并存而又互动联系的局面,国家有可能先搁置国际体系共生网络权力争议的困惑,优先解决全球体系中当今面临的诸多经济、金融、气候变化等迫切需要全球共同治理的问题,优先求得全球体系共生网络的和平发展,从而为国际体系共生网络治理积累条件。”②人类共同面临的多元共生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关系,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现成为必然,今天人类必须以共同体的意识和眼光来看待我们所处的世界,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积极建构全球共同价值观,汇聚世界性眼光,开启世界性视野,才能够从相互封闭走向开放包容,从猜忌隔阂走向日益增多的互信认同,才能和谐共处与共同发展,人类才能有共同的未来。 (二)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内在性依据 当代国际社会共生性关系所呈现出来的更多的只是经济利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生性特征,显现的绝非是社会道路和社会制度上的共生性特征。纵观殖民主义演绎自身存在的历史乱象与霸权主义争斗世界格局铁一般的事实,审视“虎狼”式地扼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景象,再俯瞰当下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狼群”式的围堵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我们决不能被国际社会关系的表面现象所遮蔽。 鉴于国家在国际社会共生网络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这一现实,必须考察国家的社会属性才能获得本质性的认识。任何国家绝非中性意义上的实体性存在,决定其社会属性的乃是国家根本性的社会制度。毋庸讳言,当今社会制度无非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世界性的格局里存在着,这是一个铁的现实。这种社会制度的对峙绝非是经济属性上的共生性关系,从历史逻辑来看,它们是先后关系,前者的灭亡与后者的胜利不是理论逻辑论证的结果,而是历史逻辑的必然性结果。 “就当代世界的整体格局而言,不是所谓‘文明的冲突’或所谓‘全球性问题’决定历史的方向,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依然决定着当代人类命运和出路,因而依然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绝非是一般意义的命题,它既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世界性与历史性局限性的反思,也是对社会主义未来命运的深度思考,更是在经济共生性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对人类命运的一种前瞻性规划。基于当今世界整体格局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和现实性而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但没有抹杀两种制度和两种道路的本质性差别,而且还深度关注社会主义引领人类命运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的路径问题,更是指向了马克思所提出的“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未来社会。 “文明冲突论”遮蔽了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及其历史发展的动力,体现了一种文化霸权,实质上为西方资本主义国际进行新的殖民扩张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纵观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和许多文明之间的冲突与碰撞现象,这都不是历史发展的主导与主流,也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更没有成为改变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根本性的东西。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始终是推动历史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的动力,民族国家文明的不同并不足以引致人类社会的动荡与战争,而真正根源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固有矛盾,在于资本主义内部不可消除的阶级矛盾向外部世界的扩展与转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恰恰是基于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的这一内在性根据,把握住了现实与未来的张力,摸准了两种道路与两种制度基本现实,批判性地界划了“普适性价值”与“共同价值”,对事关人类终极性的命运问题做出了中国式智慧的回答与社会主义未来命运之世界性的展望。 (三)中国自觉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现实性需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现实性依据 习近平指出:“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①我们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但是国际社会共生关系的形成和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加快,使得中国的发展成为整个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抓住了世界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把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统一起来。 中国在历经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发展后,正面对着中华民族百年以来最佳的复兴时机,在这样一个世界格局破旧立新、世界秩序重新建构的世界历史转折点,中华文明正积极主动地融人世界文明,并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中国正自觉地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统一起来并倡导共同发展理念,充分展现和发挥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主体性意识、中国的发展正在打破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那种“国强必霸”的发展怪圈和陷阱,积极建构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发展模式,这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内在性依据。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在深入了解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发展主动融人世界发展的情形下提出来的。美苏两极格局终结之后,无论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还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无疑都显露了西方中心主义那种固有的单极的“霸权”心理和幽深的冷战思维,然而当今世界多极化的呈现、共同发展的趋势与合作共赢的要求,已经冲破了以西方为中心的那种制度结构、权力结构与观念结构,共同构建各国人民共有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己成为历史的必然,世界的发展正在由以自我中心主叉的发展模式转向共生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习近平对中国的发展必将融人世界发展和世界将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判断,把人类发展看作了一个整体,并试图通过打造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来推动人类文明的普遍交往,高瞻远瞩地把握住了中国发展的未来趋势和世界共同发展的历史规律,它唤醒了人类合作共赢的共同体意识,提升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并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民族自觉性和主动性,它要求中国主动融人世界并积极展现中国的大国胸怀和国际担当精神,这一思想切中了当今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的现实,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中的一种高度自觉,更是对世界时代精神的一种高度自觉。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理论基础分析 (1)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理论:伴随着现代性的资本消解世界各地的血缘和地缘共同体的隆隆喧嚣声,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的分离也就成为现实,但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共同体与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关系的紧张及其人的自由与发展的异化问题,就成为了现代性的带有自反性的一种悖论性问题,它激发了许多学者的深刻反思。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终结者和新哲学开启者的马克思,其社会共同体思想力求在承继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城邦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基于“世界市场”、“普遍交往”、“世界性历史”的人类现实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性发展的现状,用批判的眼光洞穿现实社会发展的进程所提出自然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抽象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等“社会共同体”的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由此开启了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共同体范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理论具有内在的理论契合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可以认为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从‘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过程中需要经历的阶段:对人类整体来说,仍然存在国与国、家与家的‘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的现阶段,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消除共同体的异化,走向‘真正的共同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① (2)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及阶级分析思想:“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核,它揭示了阶级是人的总体存在形式,一定时期阶级的存在是不以人类善良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阶级的存在不能以个体的感性实存为标准,而是由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等综合性因素共同决定并由理性的抽象思维来总结的,在这其中,经济因素是决定性的因素。阶级关系就是理性,就是对这种综合性因素一种抽象关系的规定。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对阶级初步规定的基础上,以关系理性精准地界定了阶级形成的原因、表现形式、阶级斗争及其阶级消灭的必然性。马克思坚定地认为:阶级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只与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相关联,作为一种现象,它已有几千年,但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时才日益明朗化和尖锐化,才能对其进行准确的概念界定。一般而言,人类社会只有达致资本主义社会时,即人类发展到阶级矛盾的高级形式时,也就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尖锐化的对立中,才最终完成了对人类史前社会阶级概念的界定。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的这一唯物史观的精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既立足于国际社会两条道路与两种制度对峙的矛盾现实,绝不以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利益为代价,也不忘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中为阶级的消灭准备物质条件这一历史发展观,通过经济共生性的平台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吸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有利于社会主义成长的积极因素,积极创造消灭阶级对立的物质条件,进而为消灭货币一资本抽象共同体和虚幻的共同体做好物质基础,从而完成无产阶级自身最终的解放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如若离开了人类共同体这一基本形式,人类的解放与自由都将成为一句空话,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体现了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原则坚定性,又彰显了通过经济共生性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的灵活性,既有不忘初心坚定信念走向未来真正共同体的超越性,又有脚踏实地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融入亚太共同体进而走向人类共同体的现实性。 (3)党的几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绝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几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国际战略思想闪现着辩证的思维方式,他把世界当成一个总体性的世界来观察和分析,认为世界各国,无论是第一世界的美苏,还是中间派的日本、欧洲和加拿大,还是人口和地域宽广的亚非拉国家,都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它们之间虽然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纷争,但是它们是一个整体中矛盾与纷争,国与国必须基于和平共处这一基本原则来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总体性思想和观察世界的辩证思维方式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铺展其思想的基本思维方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亲、诚、惠、容”作为中国处理周边外交的基本原则,坚持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更是这一精髓的当代发展和具体落实。 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作了新时代的奠基。邓小平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④邓小平根据时代主题的转换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国情,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处理所应遵循的和平与发展原则出发,为积极建构一个新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出了基本的原则,为新型的国际关系的建立规划了中国式的蓝图。 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把握和分析了当今世界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特点,在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倡导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基础上,阐释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做了理论上的铺垫。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大变革与大调整时代特征和时代潮流,高瞻远瞩,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他在十八大上又提出了为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必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胡锦涛指出:“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①“和谐世界”理念和宏伟愿景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先导性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是在党的几代领导人提出的对世界大趋势的科学分析与理性判断的理论基础之上,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国情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大胆实践,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缔造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做出了崭新的阐释。 (4)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文化及文明为人类普遍交往建构了原初的规范与准则,为人类的共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是它缺乏原初性的人文精神与人文情怀,其所具有的工具理性和异化力量正在侵蚀着人类共同发展的基础,而具有悠久历史久经磨难而不息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宝库恰恰能为人类持久的共同发展提供这样的文化资源。 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显示了中国特色和气派,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骨与风貌,融合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价值观,是不同于西方交往理念的新的交往观。以儒家文化为其价值内核的传统文明的用典论述,在习近平对于人类面对现代性问题和发展困境及如何破解的论述之中不断出现。总体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一体”的宇宙情怀、“天下一家”的人类情怀、“中和之道”的协调智慧、“和文化”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同理性,这种同理性在现代性逐步展开的过程中,超越了地方性的局限和东西方“中心主义”的纷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天下大同”天下观、“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合观、“夭下一家”“天人一体”的人类发展整体观等价值观,为习近平提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提供了理论滋养。 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内容分析 基于国际社会共生关系的客观现实和中国发展融人世界发展的内在性要求,习近平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原则,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特征鲜明。 1.“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架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已经突显了中国语言的世界性话语的特质,体现出了中国的世界格局观,呈现了合作共赢的国际观,凸显了共同发展的价值观。通过分析,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进路和结构日益完整和清晰:这就是由内到外的空间格局拓展、由现在指向未来价值期盼、由实体到虚拟的内向立体深化、由小圆到大圆的“一体同心”同构的逻辑进路和结构。 2.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一基本论断。可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由各国多元文化相互交织融合所形成的共同价值,包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这些共同价值不为特殊性利益而戴上不同的颜色,它是人类几千年文明能够延续所沉淀下来的公共性价值。习近平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提出,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生性关系和世界历史的形成的现实提出来的,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能够提出的价值基础。它既是中国立足国内国际的现实构建自己的话语系统和表达方式的关键一步,也是对当代人类文明基本价值观的一个总的表达,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性价值观,它引导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的价值观,即共同生存发展观、共同权力义务观、国际公共权力观、共同利益合作观、可持续性发展观、全球共同治理观,它们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一起构成具有梯度层次的价值观体系。习近平曾在不同的场合表明了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这一理解。可以说,这一超越国家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既表达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性特征,也揭示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价值观基础,它是对“普世价值”的挑战。针对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概念而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利于推进国际社会共同价值观的构建,有利于达成国际社会的共识,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更有利于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习近平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建构自己话语系统的关键一步,它表达了中国在价值观上的鲜明立场,消解了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在价值观上的冲击,解构了西方自由主义在价值观上的阐释优势。 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征: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信息多样化、国际关系复杂化的背景下,习近平指出:“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推动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同世界各国建立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①习近平近几年来在不同的场合全面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特征,这就是:认同与制度共存视域下的精神共同体与合作共同体的统一性、集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命运共存的全面性、共同发展、互信协作、开放包容、文化共鉴、和衷共济的系统性、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生态、社会等六位一体的综合性。这些基本特征体现了民族国家作为实体性的共同体,具有利益上、风险挑战上、发展上、全球治理上的共同性,也揭示了当今世界由对抗、冷战、战争、自利的碎片化现状到合作、共荣、和平、共赢的共同体有机体的构建趋势。 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2015年12月4日,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全面完整地阐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总布局:提出要坚持合作共赢(经济)、交流互鉴(文明)、平等互信(政治)、守望相助(安全)、团结协作(国际事务),可以说,这“五大支柱”是推动国际社会朝着更加包容均衡发展和公平正义的方向迈进、从而共同构筑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社会关系的拱顶石。 5.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三大基本关系:(1)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问题。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的选择、价值观念的取舍、发展道路的抉择、历史传统的嬗变、宗教信仰的不同和文化背景的千差万别,使得世界文明呈现出差异性、特殊性和多样性特征,这使得人类文明展现出历时性的发展向度,并体现出其传承性和连续性;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体化、共生性和整体性,使全人类的公共性价值最终得以形成,这种价值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体意识和人类文明发展统一性的历史必然性,也使得人类文明的另一个向度凸显出来,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共时性向度,作为整体性的人类文明具有相互作用、相互交融、相互建构的特征,可见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是并行不悖和同时存在的,而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想的共同体,必须面对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及问题。(2)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基于中国视角所提出的具有世界视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种大世界观,这种大视野和大境界,并非立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的立场,反而是以二者现实性矛盾的存在为前提,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想的人类社会的到来,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性任务,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深入时代的根基将内含于人类社会现实的思想任务与实践任务提炼出来,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和实际行动,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到来提供一种契机。(3)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面对发达国家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它体现为一种世界性的关系问题,而由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必然遭到怀疑与揣测。西方一些国家关于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质疑声不断出现,更有甚者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推测为“思想上的殖民”。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会破解“中国威胁论”、“中国担忧论”和“中国责任论”对中国的种种歪曲与误解。实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整体与局部的辩证而统一关系,“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决不能脱离“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自我存在,同样,孤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将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基于中国文化理性、世界关系理性和人类理性的高度自觉而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价值理念,必将为处理当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以及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一个崭新的模式。 6.“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探索及模式:中国在“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模式的探索方面做出了积极和有效的努力,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国的主动建构方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国际战略构想,使它从无到有、从点及面的向前推进,努力把世界的“部分全球化”提升为“包容性全球化”,积极分享中国模式,反对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反全球化浪潮。其二是中国自觉调适双边或多边国际关系,如中欧“四大伙伴关系”跃上新台阶、中非关系不断提升、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深化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发展等。 三、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当代价值 人类任何思想的提出绝非凭空而生,同样,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来源于人类当今世界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共同发展的现实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它具体体现为:其一是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利益共同体逐渐形成,人类如何需要进一步重新思考与定位世界经济一体化前提下所面临的共同发展的命运问题,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能够提出的基本经济前提;其二是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凸显,需要人类以一种迥异于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的方式来处理国际性关系,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基本政治前提;其三是地域文明如何在面对全球治理的问题而提升到全球性文明,必然要求人类基于传统文化之上新的文明观的出现,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提出的基本文化前提。这种经济共生、政治共存和文化共荣的结构模式,必然要求人类共同思考当今人类共同的命运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时至当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处在一个快速演变的历史性进程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其独特鲜明的理论价值,为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的理论宝库、进一步开拓人类共同发展的新道路、积极拓展中国国际话语权、重构新型国际关系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时代价值。 1.“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创新与发展,它积极建构了全球化时代人类交往的新范式。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后,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着近现代国际关系的构建。它以强权为其国际政治准则,以殖民和掠夺为其工具,以经济制裁为其实力后盾,以武力干涉为其行为模式,以冷战和零和博弈为其思维方式,以意识形态渗透和颜色革命开拓道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其理念,以维持单极霸权存在为其宗旨,构建中心与边缘体系结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的世界格局和关系的运演及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使得人类不得不重新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人类渴望一种新的理念出现来指导人们构建新型的国际社会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人类社会建构了思考人类重大问题的共同价值、共同体意识和思维方式,它提倡合作共赢为其核心,在政治上倡议平等和尊重、在经济上主张互惠互利、在文化上和而不同、在国际规则上主张寻找最大公约数。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会对未来的国际社会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 2.“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用世界性的眼光来观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命运,在此基础上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及其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如何在历史的拐点上通过“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纽带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如何使中国的发展具有更多的世界性色彩和眼界,如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变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现代社会主义,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给予了初步的回答:“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邓小平“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理论的最新阐释和具体规划,是对江泽民文明多样性思想、胡锦涛的“和谐世界”思想的深化和升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五位一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理论的世界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中国胸襟和中国方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治理与全球治理提供了互动的平台,并指出了摆脱零和博弈的人类共同发展的根本出路。 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上,是中华民族第一次从人类文明的新高度思考人类发展的命运问题,是中华文化内涵的新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五位一体”的理念,在其本质上是对基于人类共生性关系的共同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重新思考与度量,其中内蕴的共同体意识和思维方式,秉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观”、“整体观”和“和合观”,继承和创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文明交往观,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性视域下,赋予了新的时代价值。 4.“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从追寻人类理想社会的向度上,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共同体理论。社会共同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极为重要的内容。马克思通过扬弃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城邦共同体、卢梭的契约共同体和黑格尔的伦理共同体思想,在现代性的批判视角上,切入资本社会的总体性的现实,并以资本一货币“抽象共同体”对基于血缘和地缘的“自然共同体”的逐步瓦解为对象,在原则性的高度上对国家“虚幻共同体”形成的根本原因,即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矛盾进行基础性和彻底性的批判,最后其共同体思想落脚于社会共同体逐步收回国家的权利并逐步社会化这一基点上,人类的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的逐步形成,在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的情形下,而且“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①这样,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真正的共同体才显露出来,“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对未来人类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根本性的描述,这种共同体是在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情形下才能达致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不同阶级共存,不同国家共生的情形下的异质性共同体,二者具有本质性的区别。但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对现时“虚幻”的共同体、“抽象”的共同体批判的基础上而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具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它是对于仍处在由货币一资本所建构的“抽象共同体”和虚幻的共同体阶段的当今世界一种深刻的洞察和分析而提出的一种思想,它积极倡导通过消除阻碍人类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异化因素,并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期的人类历史的实践运动这一阶段,为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真正的共同体提供条件,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维护人类社会整体利益与消解国际社会矛盾的“共赢主义”视角出发,突显了人类共生、共利、共荣的共同体意识,这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思想所祈向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具有本质的契合之处,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zhlw/20171010/72648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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