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文化治理

【作者简介】张良(1982-),男,山东栖霞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化治理与中国政治研究。 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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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良(1982-),男,山东栖霞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化治理与中国政治研究。 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开始重视文化治理研究①。目前学界对于文化治理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将文化作为治理的工具(以文化治理),也就是将文化引入治理,注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精神文明建设、公共文化服务等载体规训教化民众,强调通过文化潜默移化、春风化雨地实现国家治理,这本质上还是以国家为主位的管理,依然是管制和统治的思维;二是将文化视为治理的对象,也就是将治理引入文化,强调国家与公民、文化类社会组织、文化企业在文化政策制定、文化资源分配、文化行政管理等诸多公共文化事务进行合作、互动、共治,本质上是将国家、社会、市场都纳入文化治理主体之中来,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参与的方式实现多中心、多层次治理,从而在文化领域保持一种开放性、参与性、批判性的特质,在国家“管理逻辑”、社会“民本逻辑”、市场“效益逻辑”寻求一个互相制约与合作的平衡点,最大程度实现文化自我逻辑。应该说,第二种思路更加体现了治理的核心价值。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以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文化治理理念正在由国家主位的 “以文化治理”转向国家一市场一社会协同合作的文化治理。 文化治理之所以重要,是由文化领域的特殊性决定的。文化是一个涉及意义生产、话语权建构乃至资源分配的交织场域。文化往往与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通过文化场域表达的是国家意识形态、国家理念、规训教化,民众通过文化场域表达的除了表面上的文化权利,还有背后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方面的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治理又超出了文化领域自身,关涉政府治理、市场治理与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的重要目标是,国家在文化领域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之间合理合作关系、确定三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边界。中国的文化治理(早期称为文化控制更为合适)经历了从国家逻辑主导到引入市场机制,再到国家一市场一社会三者协同合作的发展脉络。在此,本文试图论述文化治理过程中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逻辑张力,阐释治理在不同时期文化领域的独特内涵,并指出文化治理的发展趋向。 一、文化的治理面向 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习惯的复杂整体①。相对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但文化又与国家治理具有很强的契合性,这是因为文化具有阶级性、相对独立性和建构性。 文化具有阶级性。一定时期的文化观念总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为阶级统治提供合法的意识形态支持。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②。文化通过宗教、神话、仪式、文学艺术等形式进行社会关系、等级制度、身份制度的再生产,巩固阶级地位和权力关系,这是一种比暴力镇压更为有效、更为隐蔽的阶级统治方式,是现代国家维护政权稳定的重要形式。文化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统治阶级要取代或消灭其他阶级的文化形态,而是统治阶级通过争取文化领导权,即“知识和道德领导权”③,将其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各种思想文化中并对他们实现引领与整合。 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文化涉及的是审美艺术、道德规范、意义体系、教育科技等人文因素,似乎是一个远离权力争斗和利益分配的非政治场域,仿佛与经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感,并具有自己的本质和意义,但正是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成为国家介入文化的根本诱因,并注定文化必然成为政治斗争和权力角逐的重要场域。任何一个国家必然要牢牢掌握文化上的话语权和控制权,并以此进行隐蔽地、间接地柔性治理,从而避免了短兵相接的暴力镇压。当然,并非所有文化在任何时候都会成为国家治理的场域,只有当文化陷入一个统治和反抗的过程并成为政治斗争场所的时候,它才具有政治的性质和功能,成为一种“文化的政治”④。 文化具有一定的建构性,可以根据治理主体需要而进行建构。文化建构之中往往隐含着权力关系。“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⑤任何关于超越社会影响的普遍价值、普遍知识与普遍信仰是不存在的,这就是布尔迪厄所谓的“文化的任意性”、“文化相对主义”,也就是说,任何社会的统治性文化标准从根本上说是任意的,因为所有文化系统根本上说是人的建构,这种建构是历史的,是来自特定群体的活动与利益,它把群体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合法化⑥。文化建构的目的在于,把特殊群体的自我利益转化为超功利的普遍性利益,通过伪装的、习以为常的形式再现经济与政治权力来强制性地推行理解与适应社会世界的方式。换言之,文化权力把经济与政治的权力合法化,实现社会秩序与政治权力的再生产①。 文化的阶级性、相对独立性和建构性,决定了文化必然是国家将其领导权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的重要载体,是将国家文化权力弥散于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的重要场域。现代文化治理也是如此,国家意志主导着文化治理的内容和方式,“以文化人,’依然是国家的治理逻辑。但是,现代文化治理不再是国家话语自上而下的宣传与灌输,而是国家与市场、社会在文化领域的对话、协商与合作,从而使文化领域保持一种开放性、参与性、批判性的特质。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治理的变迁 文化是国家极力介入的领域,国家希冀通过文化场域表达出国家意识形态、国家理念和规训教化。不同时期国家介入文化领域的方式不同,这从各个时期的文化政策和领导人讲话可以看出来。文化治理理念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不断变迁,逐步由“以文化治理”②转向国家一市场一社会在文化领域的协同治理。 (一)具有“政治化”色彩的文化治理阶段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近三十年,国家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形成了政社不分、政企不分的总体性社会,强大的国家吞噬了社会独立发展的空间。这一时期的文化政策更多是单纯地、直接地体现国家意志。在一定程度上,文化服务于政治、从属于政治,文化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工具。这种文化方针可以追溯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③这种文化方针的提出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并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国家希望通过文化建设巩固国家政权、加强对社会的整合,将国家意志通过文化载体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树立无产阶级文化的权威地位。为此,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目的是肃清新中国成立初期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力,在文化战线巩固国家政权建设。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除了批判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还着重建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充分利用报刊出版物、广播、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学校等文化艺术形式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精神渗透到文化领域。就某种意义而言,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成为党和国家进行思想领导和文化斗争的工具,成为国家灌输意识形态的载体。这一时期的文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政治服务的,文化政策的调整往往是基于政治形势或阶级斗争的需要,文化治理具有较强的“政治化”色彩,在某些方面违背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文化方针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 在这样文化政策引导下,国家几乎掌控着文化领域的所有资源,文化服务的生产、分配与消费基本是由国家主导的,表现出很强的计划色彩。在这一时期,强大的国家权力渗透到了社会每个角落,市场经济无从产生,社会组织基本无法发育。国家文化部门集文化服务生产者、管理者和供给者于一身,这种文化服务方式导致当时文化产品供给的单一性、计划性,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元化、多层次的广泛需求,最为极端的是文革时期 “八大样板戏被八亿中国人看了八年”。 具有“政治化”色彩的文化治理试图将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以宣传教化的手段、通过文化载体灌输到民众的潜意识之中,但过于强调文化的工具价值,忽视了文化发展的自我逻辑和民众文化的主体需要;具有“政治化”色彩的文化治理过于追求单而纯的社会主义文化、无产阶级文化,抑制了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这种政治统领文化的治理方式具有强烈的国家本位色彩,尽管可以对民众的思想意识形成短时期的强大支配与动员,但却无法让民众对其产生发自内心的文化认同,也难以维系持续的政治合法性。 (二)以“市场化”为主的文化治理阶段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从而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党对文化的领导方式也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尊重文化发展规律,倡导自由创作和百家争鸣,这突出表现在文艺领域。1979年10月,邓小平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①这个讲话为文艺乃至文化领域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自由的空间,党和国家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文化发展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尊重。文化也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是作为国家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和推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尽管如此,文艺仍然与政治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就像邓小平所言:“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②以文艺为代表的文化领域依然是传递国家意志的重要阵地。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家把市场机制引入文化领域。国家与市场在文化领域开展合作,更加高效、更加全面地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以“市场化”为主的文化治理(“文化市场化”)。国家从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办文化”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管文化”。“管文化”的过程也是体现国家意志、渗透国家主流价值观的过程,当然这种管理一般不是直接的行政干预,而是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引导文化产品的内容、形式及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国家希望通过市场机制可以达成的理想目标是:百姓通过文化消费,满足了精神文化需要,刺激了经济发展,同时无形中认同了国家主流价值观念。而市场机制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把文化资源优化配置到社会各个需要的角落,并以百姓喜闻乐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方式,富有感染力和吸引力地传播渗透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这种方式不同于直接地宣传教化,而是一种更为隐蔽的、间接地、润物细无声地价值渗透,从而配合国家的宣传思想工作——“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沦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③这说明国家与市场在文化领域具有较强的亲和性,但是我们也需要极力避免西方社会所出现的“文化工业”——国家与市场共谋对民众进行文化驯服、文化操纵甚至文化欺骗,消解了文化中的批判性与反思性,产生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思维与行为模式。如果在市场刺激下文化果真发展成为西方式的“文化工业”,那么将会对文化治理中的社会“民本逻辑”造成极大侵害,文化也将丧失应有的批判功能和协商机制。 随着我国文化市场体系的形成,在2000年1月出台的《文化产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将文化领域明确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性、均等性、公益性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差异化文化需求的重要载体,是公益性文化事业的重要补充。相当长一段时间,国家和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文化产业发展,这是因为文化产业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就业水平,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效益。同时,文化产业也具有宣传教育的功能,可以在满足不同消费者多元化、多层次文化需要的同时对人们思想观念、道德情操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弥散性的、渗透性、隐蔽性的。 “文化市场化”的逻辑在于,“只有把文化产品变成商品,变为广大群众的消费,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的宣传教育功能,强化它的意识形态属性,达到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目的。就这个意义讲,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是紧密相联的,占领市场和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是统一的。”④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文化一旦产业化,文化产品追求经济效益的市场逻辑就会凸现出来,社会效益往往被抛掷一旁。当前一些文化产品缺少对公共话题的关注,为了迎合大众和取悦大众,越来越注重文化产品的娱乐性和感官刺激,“文学家的文学被流行写手的畅销书代替,仪式化的戏剧被狂欢节般的歌星演唱会替代,艺术化的电影被美轮美奂的科技大片替代,隽永含蓄的叙述被拳头加枕头的感官刺激代替。”①很多文化产品中缺少真善美的宣扬,更多在鼓吹金钱至上、权力至上,市场经济领域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和政治领域的权力斗争哲学开始向文化领域渗透并逐渐取代文化主体性,文化产品成为有钱人和有权人的代言人,弱势群体在文化上缺少话语权;文化产品缺少批判性和反思性,更多是在迎合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在维系既有的文化秩序,在为既得利益群体辩护。总之,文化产业过程中,市场的“效益逻辑”正在逐步获得自主性和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文化产品所承载的国家“管理逻辑”和社会“民本逻辑”。 (三)以“福利化”为特征的文化治理阶段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日益增强。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福利建设,注重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为老百姓提供文化服务,从而在这一过程中增强国家认同,传递国家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并将其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是一种把文化领导寓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化治理方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开始被视为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根本任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为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提供精神食粮、体现人文关怀、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文化需求的重要载体②。200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出台了《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基本文化权益问题。国家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大众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2011年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口号,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求文化建设面向基层、面向群众,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些标志着国家文化领导方式的转变,即在为百姓提供文化服务的同时实现文化治理(即以“福利化”为特征的文化治理)。这是因为基本文化需求是每一个公民所必须的,影响着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文化秩序,也因此成为国家文化治理的重要载体。国家通过免费或低价为百姓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既可以增强百姓对政府的合法性认同,又可以通过文化产品传递国家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实现以文化人的目标。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以“福利化”为特征的文化治理中,文化服务往往被国家居高临下地视作对人民群众的恩惠赐予,治理理念依然是国家本位而不是群众本位;文化服务内容往往是政府自上而下决定的,民众缺少文化需求表达机制和民主参与权利,从而导致文化服务的缺位与错位,无法真正满足民众的文化需求。归根结底,在以“福利化”为特征的文化治理中,公共文化服务运作是以政府主导的,而且基层政府、文化部门、民众在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遵循不同的逻辑:基层政府把提供文化服务作为上级政府交给的行政任务,在绩效考核和对上负责的“压力型体制”⑤下,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和升迁,往往把文化服务做成政绩工程和表演秀;文化部门则希望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向上级文化部门争取更多的文化资源,同时提升在政府系统中的地位和权力,获得本级政府更多支持@;基层政府的行政逻辑、文化部门的利益逻辑往往与民众的文化需求逻辑是不同的,从而导致国家以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文化治理载体过程中的种种困境。想要走出这种困境,必须在文化领域建构起与国家具有对话协商能力的社会话语权,必须让民众真正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来。 综上所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服务于政治、从属于政治”,到改革开放后的“占领市场和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是统一的”,再到近年的“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这样的国家文化政策发展脉络反应了国家治理在文化领域不断寻求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合理关系的变迁历程。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日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逐步走向成熟,公民社会也日渐成长起来。在这种形势下,文化治理必然越来越重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在文化领域的合作、对话与协商,其最终目标是:通过文化治理既能实现国家主导价值观对文化领域的引领与整合,又能利用市场机制实现文化资源的优化高效配置,同时通过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最大限度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三、建立国家一市场一社会三元合作的现代文化治理机制 国家一市场一社会三元合作是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国家文化治理的理想状态是在文化领域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其本质特征就是国家、市场、社会在文化领域的相互关系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企业与公民对文化公共事务的协同治理①。但实际上,国家、市场与社会在文化领域都有各自运行逻辑。国家希望通过文化场域传递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对民众进行规训教化,遵循的是“管理逻辑”。现代国家为了更好实现管理逻辑,一般都会主动放权并寻求与市场、社会在文化领域的协同治理;市场希望通过文化产品的批量化、同质化和标准化实现文化产业化,以文化消费刺激经济增长,遵循的是“效益逻辑”;社会则希望通过文化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以文化为载体表达民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遵循的是“民本逻辑”。实际上, “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和斗争的场域,它既可以巩固社会的控制,也使人们可以抵制与抗争这种政治。”②文化治理强调的正是国家与市场、社会在文化领域的对话、协商与合作,当然这种合作与协商从来都是国家主导的,国家必然要争取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这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建构和谐有序文化生态、实现政治稳定有着重要作用。但同时文化领域也应该力求保持一种开放性、参与性、批判性的特质,在国家“管理逻辑”、社会“民本逻辑”、市场“效益逻辑”寻求一个互相制约与合作的平衡点,避免国家“管理逻辑”的肆意扩张。这不仅需要国家在文化领域保持宽容与协商的姿态,也需要社会文化力量的强大,并对“文化市场化”的负面影响进行规制。 首先,建立国家与社会在文化领域的协商机制。在现代文化治理中,国家不应该再通过强制灌输的方式让广大群众接受国家主导的份值体系,也不应该硬性排斥和打压与国家主流价值观不同的其他思想文化,而是应该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怀与各种文化观念进行交流、互动、融合,引导、整合乃至同化各种非主流思想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文化治理不是自上而下对民众实施文化管制或思想控制,而是国家与民众在文化场域相互合作、协商与对话;文化治理不仅仅是国家“以文化人”、渗透国家意识形态单方面受益的过程,还包括国家为民众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其文化权利、确保其文化话语权;文化治理不是试图取代和消灭国家主导价值观之外的其他思想文化,也不是将国家意识形态凌驾于社会文化体系之上,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吸纳包容各个阶层不同的文化观念并为他们提供相互融合与沟通的空间,在此基础上再重新建构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范畴和内容,这是一个各种文化相互碰撞、协商、妥协和平衡的过程,是一个吸纳各种文化的过程,也是不同文化阶层心甘情愿参与并认同国家文化治理的过程。 其次,加强对“文化市场化”负面影响的有效规制。伴随着文化治理的现代化,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和供需关系优化文化资源配置,以文化产品为载体更加有效快速地传递国家“管理逻辑”与社会“民本逻辑”之下的各种文化观念,促进二者的沟通、合作与协商。同时,文化产品同一般商品不同,它同时具有商品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公共价值属性。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需要防止文化产品的过渡娱乐化、低俗化和媚俗化,以国家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生产,将批判性和反思性注入文化产品中,从而实现文化产品经济效用、政治效用和社会效用的统一。另一方面,需要避免市场“效益逻辑”侵蚀文化产品所承载的公共性。文化产品应该通过文学、艺术等象征性的表现方式,或提供一种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精神纽带,或者给人们提供一种超越性信仰,从而弥合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等级差别和文化区隔,并寻求大家共同关注的价值与意义、建立共同的规范与道德。在文化治理过程中,需要寻求市场“效益逻辑”和文化公共性的契合点,并以文化为载体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强社会团结、维系国家认同。 最后,强化社会力量在文化领域的话语权。治理的要义在于多元主体间合作与协商,“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①为了能够达致这种合作效果,必须建构起社会与市场、国家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从某种意义来讲,文化治理关涉话语权的争夺,是国家话语、市场话语与社会话语在文化领域的短兵相接@,是一种软性治理。唯有建构起强大的社会文化话语权,民众才有能力与市场话语和国家话语相互抗衡与协商,才能真正参与到文化资源分配、意义生产和文化认同建构之中来。社会文化话语权建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发展壮大民间文化组织,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文化政策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文化管理的各种机制,确保社会民众在文化资源分配、意义生产、价值建构方面拥有相对独立话语权;二是完善民众文化权利的表达机制和文化参与的民主机制,以各种文化样态为载体建构文化公共空间,促进公共精神生长和公民社会发育;三是确保文化表达和文化创作的自由,确保每个公民或文化组织都有通过言论、著作、出版、讲学以及其他多种媒介传递信息和交流信息的自由③,这是社会文化话语权和社会文化力量得以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是建构社会话语、国家话语与市场话语三者平衡机制的重要前提;四是发展代表民众利益的相对独立的文化传播媒介,确保各个阶层的文化诉求和思想言论能够自由表达,因为只有让各种不同的声音通过媒介合乎比例地传播,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才能够通过文化场域得以表达④,也才能够让国家更好地透过文化了解民众的政治诉求与经济诉求,从而真正实现文化治理现代化。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zhlw/20171010/72648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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