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背景下党的社会性功能建设

【基金项目】 2015年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治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观教育研究(15JDSZK018)。 【作者简介】蒋俊明(1974-),男,江苏扬中人,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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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2015年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治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观教育研究”(15JDSZK018)。 【作者简介】蒋俊明(1974-),男,江苏扬中人,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凌霄(1993-),女,江苏靖江人,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说:“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正所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①这一讲话不仅再次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渝的政治立场,也点明了中国现代政治体制的建构及运行逻辑。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近代革命情景及现代化路径内生出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中心体制或国家中心体制,我国政治形态的结构特点在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根本利益,领导和组织人民当家作主,既掌控着国家政权,又深深扎根于社会,是各级国家机构及社会组织的主导;功能优势在于:党总领全局,协调各方,从而能凝聚共识,实现政府和社会的互信和合作,形成整个国家的统一行动。无疑,党对社会的高度代表性,社会对党的高度认同感,即“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这一体制得以持续存在、正常运转并充分展现独特优势的支点所在。然而,社会转型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和自主性增强,加上政治权力本身的诱惑性和效率性,使党的各级组织容易在这一双向渗透和融合中出现偏向,出现“党一国”的体制黏合远大于“党一社”的体制黏合,“国家一党一社会”政治体制走向失衡的危险。一定意义上说,这正是转型期官僚主义严重、政府和社会矛盾加深的深层原因和病灶所在。由此,加强党的社会性功能建设,实现“党一社”与“党一国”的体制新平衡,提升党的社会适应能力,以保持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中心政治体制的生命力,是当前我国政治建设亟待解决的重点议题。 一、执政党两种功能关系辨义 “任何掌握政权的政党都必然同时维系着国家与社会,由此形成的党、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执政党活动的现实基础。”①基于政权掌握为目的的政党,一方面是社会组织化的一种方式和民众有序参与国家权力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也是现代民主制度架构的重要主体性因素,是国家权力的实际掌握者,从而也就成为主权在民理念得以实践的关键性结构系统,是连接并协调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中介环节。由此,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政党应当具备两个方面的功能⑦:一是行政性功能,体现了政党掌控和运用国家政权的执政能力;二是社会性功能,体现了政党领导、动员和服务社会的民主能力。 具体而言,行政性功能是指政党掌控国家政权系统后,把本党自己的代表安排到国家机构成为国家代表,在组织和实施国家政治权力过程中实现党的主张向国家意志的转变,通过构建和完善国家制度体系及法律法规,运用国家立法、司法、行政等机杓组织和监督实施党的各项主张和方针政策等方面的能力。社会性功能指政党对民众及社会组织的领导和组织,通过宣传、动员、互动及服务等方式,起到政治方向指引、意识形态感召、民意聚合、政策主张引领及社会组织建设,动员民众力量关注并参与政治及有序治理社会、协调不同阶层利益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等方面的能力。③简而言之,行政性功能和社会性功能的区别既是目的内容指向的,也是实践方法指向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理论及实践双重层面的范式意义。两者的区别比较见表1。 就执政党而言,这两方面功能的关系非常复杂。首先,两者的界分和确定更多是理论意义上的,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其区别有限,辨识难度较大。在作用目标上,行政性功能的实施事关执政社会基础,执政基础夯实的目标当然是实现党的意志;在作用依据上,行政性功能实施虽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借助于国家权力得以强制性实施,但是深层次和根本性依据则取决于社会认同的程度,而社会性功能也需要,或者努力争取法律的正式认可;在作用对象上,虽然行政功能的直接作用对象是国家机构,发挥程度关键也是取决于政党对国家机关的把控能力以及国家机关本身的工作能力,但是,其间接或者最终对象是社会及民众;在依赖资源及作用方式上,社会性功能的发挥只能借助于政党自身的组织力量及机制平台,并且只能用柔性而非强制性的方式影响公众,但是,现实政治中,行政性功能的完成也需要借助于柔性的方式,而不是简单地暴力强制,或者说暴力强制更应该是威慑性及兜底性的存在。总之,在内容和方式上两者可能会重叠和交叉嵌入,即用社会性的方式来完成行政性功能任务,或者用行政性方式完成社会性功能任务。 其次,两者在现实中密切相关,具有相互创生、支撑和链接的关系,既相互区别,又实际纠缠在一起,两者的内在关联见表2。正是强大的社会性功能,一个政党才能准确把握民意,满足民利,获得民心,从而形成超强的社会动员效果,具体表现为革命中的追随加入,或者是民主选举中的投票支持,最终获得了掌控国家政权的机会,成为执政党,由此行政性功能是社会性功能创生的结果。但是,获得执政地位后的执政党并不意味着丧失或者不需要,甚至主动放弃社会性功能。一方面,执政党行政性功能的实现,既需要对分散性的民众利益诉求进行有效收集和自下而上的科学聚合,也需要对社会进行思想的引领,尤其是对内含着执政党政治抱负和各项主张的国家意志及公共政策进行社会化的宣传,更需要通过各种贴近民心,符合民意的社会服务来夯实执政功能实现的社会心理基础。而这些无疑都有赖于执政党社会性功能发挥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性功能的实现程度也事关一个执政党的执政水平和效果。 另一方面,当执政党能自上而下有效运用国家权力,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为公众提供不断增益的公共产品时,自然有助于提升其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从而夯实社会性功能实现的基础。然而,行政性功能所指向的更多是公共利益,与社会个体利益之间是一种张力性关系,而处理这种张力性关系依托于具有强制特点的国家暴力机构。由此,执政党和社会之间的矛盾、紧张和冲突关系始终是行政性功能落实可能出现的副产品,这时就需要社会性功能发挥作用,尽可能地觉察,并尽量化解这一紧张关系。进一步而言,一个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依靠具有刚性特点的行政性功能本身来维持是远远不够的,社会性功能始终是执政地位巩固不可缺少的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① 二、党的社会性功能历史演变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中国革命以及社会转型的不同时期对社会和行政功能提出了不同的需求,也只有顺应时代的不同要求,中国共产党才能夯实自己的合法性基础,从而引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走向成功。毋庸赘言,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强大的社会性功能赢得了人民的认可,从而获得了执政权,也在国家和社会同时孱弱的历史背景下,创设了独特的政党中心主义政治体制,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却经历了行政性功能挤压,甚至淹没社会性功能,再到改革开放后,社会性功能被重拾并逐渐加强的历程。 对于长期处于分裂且被殖民的国家向现代转型而言,“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级、每一个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个领域的组织与制度,才能解决问题,克服全面危机。”②毋庸置疑,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内在逻辑是:总体性危机一一强有力的政党——国家权威的建立——传统社会结构和权力体制的瓦解——现代意义的国家体制建构——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这样,“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组织起来,重建了政治价值,稳定了社会秩序,发展了国家经济,成为国家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力量,形成‘政党中心主义’政治结构。”① 这一体制形成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凭借自身的政治性质和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在各种力量竞争中脱颖而出,很好地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社会性功能,并由此创生出行使行政性功能的历史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扎根于社会是从如下两方面展开的。一是理想目标层面,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根本指向,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立党宗旨,并由此形成自己努力奋斗的战略方向和政策主张。二是实践策略层面,中国共产党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并由此选择自己开展各项工作的具体方法。例如,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广泛倾听民众意见,积极回应民众要求,使党的口号、主张与民众的实际生活紧密联系,因而受到广大民众的自觉拥护与执行。同时,共产党还建立了农民与各阶层的联盟,通过民主投票实现了基层对边区政府事务的参与,并把边区人民组织起来形成各种参与网络②。正是通过上下两方面努力,并以此作为党内自身组织建设的现实依据,使党逐渐形成了与社会民众密不可分的联系,成长为中国广大民众和社会各方力量凝聚、方向指引和组织有力的中坚核心。到20世纪40年代,这一系列做法被总结为“群众运动”、“群众路线”并写到七大文献中,成为党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③。无疑,深深扎根于社会之中的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历史任务的强大力量和意志,经由自身严密的组织机制必然转化为无坚不摧、无难不克的革命战斗力。新中国建立后,这种革命时代形成的超强社会组织能力自然为党所执掌的公共权力的行政性功能充分发挥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社会性功能在支持行政性功能发挥的同时却使自身逐渐步入了式微和弱化的状态。 新中国必须解决长期落后导致的总体性危机,包括镇压内外各种反动势力的颠覆企图,迅速医治长期混乱和革命所带来的各种国家创伤,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任务。政治本身就具有超强的组织功能,通过国家权力垄断社会资源,构建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功能的高度集中的社会控制体制,即以总体性社会构建化解总体性危机,成为草命型政党执政后实现赶超型发展及政治理想的惯性及捷径,由此,新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由执政党掌控的国家权力统摄一切的“全能主义”政治结构。 全能主义国家反映的是一种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即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进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可以直接取代市场、管制社会③。总体性社会构建意味着党对社会的重新组织化,其基本的组织路线是:强大的党组织系统——党政合一的政治制度—全能主义政府——户籍制、单位制、公社制——民众个体。党凭借自身的权威及掌控的国家权力实现对社会的逐层领导,将权力触角延至社会生活各个角落,全面控制覆盖社会的每一个单元及个体。因此,在计划体制下,党整合社会的努力以及依靠群众贯彻政策的机制,本质上是借助行政力量的政治动员过程,也是争取群众对政府政策支持的过程,这与政党的社会性功能建构具有很大的不同⑤。也就是说,在总体性社会中,党的社会性功能和行政性功能合二为一了,更为准确地说,行政管控逐渐成为党领导和动员社会的主导方式,这不仅拉直了社会的结构性,也磨平了社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即使从西方政党理论角度来看,当一个在野党成功转变为执政党后,对社会性功能和行政性的权重结构也会出现调整,即从社会性功能向行政性功能偏重,这一结构转换对于中国社会转型也确实起到了很重要的阶段性作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基于强化行政性功能而建构的,具有权力高度集中特点的总体性社会逐渐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新需要,其所带来的弊端也不断显现,突出表现为政治动员走向形式主义,党的组织和政权机构越发僵化和官僚,民众参与社会生产的实际热情和创造能力越发下降,社会活力严重缺乏,经济社会发展停滞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由此,具有超强自我调整和纠错能力的中国共产党在经历各种现实危机后,以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来主动打破社会的总体性,实现社会的再转型也就成为历史前进的必然逻辑。 改革开放后,经济转轨、简政放权及阶层分化,不断创生出一个国家权力无法也不能直接控制,从而具有相对自主性和独立性的社会,更使社会利益关系走向错综复杂,单凭行政性功能已经无法应对这种新的环境和新的挑战。基于社会国家化的行政性功能可以完全承担起拓展和夯实党执政社会基础的重任,而在社会越发独立自主条件下,以强制方式治理社会见长的行政性功能,在这方面就越发捉襟见肘。因此,恢复和加强党的社会性功能,形成社会性功能和行政性功能既相互分开及相互规范,又能相互支持和相互配合,从而发挥党总览全局和协调各方的作用,形成权力和社会认同的双重合法性增进的局面,成为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对于执政党而言,如果说党政分开的改革是要求它有步骤地去除‘政府性’,那么从中国社会发展角度进行的社会体制的不断重建,就是要求它不断增强其‘社会性’。”①因此,概括起来说,改革开放后,党的社会性功能恢复及建设致力于两方面的努力:一是推行党政在机构及事务上的分开和分工,实现党与各级国家机关在机构上的分离、职能上的区别,并推动党政关系规范化,形成党和政权机构适当的距离关系;二是强化党和社会之间的政治实践关联,建构党的各级组织和社会之间的新型联系方式,提高党对社会民意的吸纳和整合能力以及引导和服务能力,把党的各级组织打造成社会和国家的良性沟通的制度性结构,从而引导社会和国家之间形成相互合作而非相互对抗的关系,最终推动“国家——党—社会”这一政党中心政治体制模式走向定型和成熟。 三、转型期党的社会性功能发挥存在的主要问题 政党中心政治体制得以在转型中生存并展示自己的生命力,关键在于执政党具有强大的适应性。正是依靠这种适应性,中国共产党不仅保持并增强了自己的主导中心地位,而且还领导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②。虽然相较于改革开放前,党对社会的领导和执政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工作方式和机制民主化不断推进,社会性功能的效果也有了明显改善,从而大大地推进了政党中心政治体制模式走向成熟。但是,面对日趋走向自主且成熟的社会,一些党组织,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在两种功能上发力不平衡,在承担社会性功能方面有力而不逮,不能很好适应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结构性变迁,在引领社会发展,服务社会需求,沟通社会和政府等方面还是存在着如下两方面较为突出的问题。 第一,党对新兴社会组织的组织覆盖能力不强,引领作用不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国家逐渐加大了社会建设的力度,社会自我组织的政治环境不断改善,我国各种社会组织呈快速增长趋势,尤其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等新型社会组织增长迅速,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各类社会组织60.6万个,比上年增长10.8%,具体数字见表3。这些社会组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家治理,尤其是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越发明显和不可替代。 提高社会自我组织能力,拓宽社会组织发展空间并不意味着放弃党对社会组织的政治领导和思想引领作用,社会组织的数量和规模的扩大反而对党的社会性功能发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0年11月至12月,有学者在全国范围开展了“社会组织党建情”调查显示,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25002个,党组织覆盖率为l 2.15%,未建党组织的社会组织为373382个,其中应建未建的为1 5579个,占5.17qo,不符合条件的为357803个,占94.83%0。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显示,201 3年全国27.5万个社会组织中,11.5万个已建立党组织,占41.9%,所占比例较上年增加6.8个百分点。2014年全国43.9万个社会组织中,18.4万个已建立党组织,占社会组织总数的41.9%,比例与上一年持平②。虽然上述数据来源不同,存在一定差异和或多或少的瑕疵,但是这些总体上都能说明,当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组织的组织覆盖范围还是有限,社会组织中的党建工作还处于相对薄弱和不成熟的状态,从而使党在社会组织中的政治领导、思想引领和工作服务方面的作用发挥滞后于社会组织本身的发展。 第二,地方党组织在发挥社会性功能作用过程中存在着资源下沉不够、职能内容指向偏向等方面的问题。在以“简政放权”为主题的改革进程中,与政府有着实质上权力交叉重叠关系的地方各级党组织,不恰当地从社会领域中部分撤离出来,简单地把给社会更多自由和发展空间的改革策略理解为放任社会不管,大部分人力、物力及组织资源等方面随政府一起上移和向土收缩,致使社会空留出相当大的政治真空地带。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当前为什么很多地方出现了宗教组织迅猛发展的态势,甚至个别地方出现了“庙堂比支部多、教徒比党员多、捐资比党费多”、“农民争着当村民代表而不愿申请入党”等不正常现象③。这不仅削弱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而且也会加大社会发展步入歧途的风险。同时,部分地方党组织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身的工作中心定位在行政性功能,而非社会性功能,定位于权力运行的科层领导,而非权利维护的引导服务,执政思维方式滞后于社会民情的变化,总是试图用执政性功能来单面地支撑社会认同,从而颠倒了两种功能之间的本末关系。 第三,党的基层组织在社会性功能方面也存在较为突出的意识不强、方式方法不当、能力偏弱的问题。不同层级的党组织实施社会性功能的主要方式不同,中央及地方党组织侧重于方针、路线、政策及决策等方式,基层党组织侧重于通过党员的示范作用直接引领和具体服务等方式,从而成为党的社会性功能的第一线人员。因此,《中国共产党章程》把“密切联系群众,经常了解群众对党员、党的工作的批评和意见,维护群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列为基层党组织的基本任务。但是,总体而言,这~基本任务完成情况并不理想。 对于那些直接领导着基层政权的基层党组织而言,存在着社会性功能行政化趋向问题。在处理社会治理各项工作,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过程中,有些基层党组织习惯用行政性手段及强制性命令等方式实施社会性功能,不屑于或不善于使用引导、说服,特别是发挥示范作用、吸纳民众参与及民主协商等方式开展工作。如果用治理理论检视,基层党组织社会性功能发挥的问题在于:治理目标强调“管控思维“而非贯彻“服务导向”,治理主体仅靠“单一政府”而非强调“多元主体”,治理方式延续“单一管理”而非促进“多元协作”,治理过程维系“被动服从”而非突出“公民参与”等④。对于那些国家政权机构外的基层党组织,比如大量的农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内的基层党组织而言,虽然没有体制式的政绩考核压力,但同样存在着对社会领导和服务的政治责任淡薄、使命意识薄弱、社会责任缺失等问题。 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存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导致:第一,传统体制的惯性和制度依赖,各级党组织社会性功能发挥意识不强;第二,行政性手段借助于强制力,具有效率高,成效明显的特点,往往成为解决各种问题的首选;第三,权力本身的扩张性及其衍生的官僚主义思维.使部分党组织容易形成对行政性功能的迷恋;第四,对于开放性社会而言,社会性功能实施难度大,见效慢,成果不明显,这使很多党组织对社会性功能发挥产生了为难心理;第五,部分党组织自身能力不强,战斗堡垒作用不够,不善于用社会性方式做好社会工作。 有学者指出了党的社会性功能弱化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有组织的科层体系面对无组织、无权力的群众,某些政府官员就可以胆大妄为甚至贪污腐败;日常生活里缺少自组织,缺少公正,群众就被迫个人自保,自私自利,占他人和公家的便宜;现代化惠及的人越来越少,文化和体育日渐属于少数人,高素质属于少数人,群众就不再信任党和政府,不再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就对反党言论听之任之;群众生活中的“小事”处理缺乏公正,群众就“无赖化”,就同情和效仿“钉子户”,就让政府疲于维稳,迫使政府也“无赖化”,经济建设的 “大事”就办不成了①。综上,我们认为,加强党的社会性功能建设已经成为社会转型期我党必须解决的重点历史性课题。 四、当前加强党的社会性功能的对策 “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民主为主轴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呼之欲出。面对这样的社会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宜在社会性向度上积极探索,适时进行执政方式的变革,形成以交互性为互信原点的新型党社关系。”②社会转型期,新型党一社结构性关系构建的核心任务是党的社会性功能的凸显,这不仅仅是党执政社会基础巩固和执政资源开发的需要,也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和社会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正是如此,习总书记指出,党的群众路线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根本上就是要使党的各级组织“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③。党的社会性功能从本质上说,是党组织和社会之间进行交往能力的表征,而这种能力作为一种外在属性,取决于党和社会的实践关系结构,即实践关系构建的理念遵循、组织架构、机制体系等,这三个方面的改进是党的社会性功能凸显的主要抓手和着力点。 首先,在意识形态建设上,注重加强党与社会政治交往的实践观念建构和培育,使之成为各级党组织实施社会性功能的基本价值遵循。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属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这是政党中心政治体制的核心理念。但是,人民这个整体由现实的个人构成,其外延是历史的具体的,不同时期为人民服务的主题各不相同,从而也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实践问题,这决定了人民性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层面得以政治展现的要求和方式也不同。把人民立场转化为具体的政治要求,防止人民性因被抽象化而走向空洞化和符号化,这是新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和宣传的重要任务。邓小平明确指出:“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④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人民性概念空洞化和符号化具有更大可能,后果也会更加严重。当前,正确认识党和社会的关系,把党的人民性转化为具体实践观念,就是在思想认识上纠正“重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轻人民主体作用的发挥,重人民根本利益代表、轻公民个体合法利益保障,重经济建设、轻社会民生服务,重政治稳定维护、轻群众权益实现”的错误观念,在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时,既要注重辩证统一、面面俱到、统筹规划,也要注意立场坚定、有所侧重、有所取舍⑤。 其次,在党的组织网络安排上,必须能适应社会组织化发展快速且多样化特点,构筑党和不同类型社会组织联系机制,增强党对社会的嵌入和渗透能力。形成党嵌入于社会之中的组织网络体系是社会性功能实施的基础条件,虽然这一体系在政党中心体制中已经初步形成,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遗漏和松散之处,从而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比如:对于那些达不到成立党组织条件,或者达到条件仍未成立党组织的两新组织(非公企业和民间组织),往往成为党领导社会的空白区域,为此,相关党组织应当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加快党组织建设的步伐,至少在这些单位应当成立隶属于当地党委的工作站。对已经成立党组织的两新组织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而言,虽然很多上级党委也专门成立了对接的工作委员会,但是党的相关工作多处于形式化状态,上级党委的领导主要以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的行政部门作为媒介进行依托,存在着行政性功能强,社会性功能弱的情况。为解决这一问题,地方党委应当按照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理清主管党委部门的对接责任和任务,构建严密且吸纳能力强的组织框架体系。 再次,在党与社会的组织链接上,注重处理好两种功能的辩证关系,克服简单偏向行政性功能的倾向,完善相互连接,运行顺畅的党一社双向交往机制。人们普遍认为,政治是社会资源的权威分配,执政党就是这一过程的组织者,从而具有行政性功能,并借助于决策、动员、控制等机制作用于社会。但是,政治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执政党在做出社会资源分配之前和之外,还需要善于用正确的思想引领人们的利益观,吸收并整合各种利益诉求,引导民众政治参与,协调社会资源分配中产生的社会矛盾,为人们实现自己的利益提供各种服务和帮助等,这些都属于社会性功能范畴。除此之外,党还需要借助于宣传、利益表达、社会矛盾调处、民主监督、社会组织服务和合作、党领导基层群众自治等方面的机制,以吸纳社会力量进入政治系统,组织社会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实现党社体制内外的互动,并领导社会自我发展和自我治理。在我国特有的政党制度和政党中心政治体制环境下,这些机制能否良性运行的关键在于各级党组织以及党员的自觉程度。这种自觉程度的提升除了党性教育外,还需要一些外在的制度约束,特别是完善党一社双向交往机制,重点在于提高民众在领导干部权力授予、党员民主评议及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中的话语权,形成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及职位的依附关系。 [责任编辑钱道赓]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zhlw/20171010/72649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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